孙仲山与青龙阁

说起定慧寺的青龙阁，一般人已经不知其然。但是，对于年长的长寿人来说，青龙阁却是他们美好记忆中的一个点。

青龙阁影依旧在

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

青龙阁，邑南五里，濒临大江，与白虎头相对峙。清末邑人孙仲山捐资千元创建。旁有小阁，风景优美。阁内题联甚多。

青龙阁，位于青龙嘴的悬崖边，视野异常开阔，悬崖之下是著名的小岩子码头和波涛滚滚的长江，北望陡岩重岗的白虎山，亭阁典雅，花木掩映，江天一览，景色俱佳。

青龙阁的准确位置，好多人已经不太清楚。远远望去，定慧寺旁边有一栋体量高大的苏式建筑，耸立于青龙嘴上，显得特别抢眼。一些人误传，说这栋楼就是当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及狮子滩电厂办公大楼。事实上，这栋大楼是1956年7月狮子滩电厂厂部搬迁到邻封上硐后，原狮子滩水电工程局与狮子滩电厂交换场地而为安置狮子滩水电工程局的家属才新建的职工宿舍。这栋大楼，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及狮子滩电厂，没有任何关系。

青龙阁的面积，大约有50来平方米，四周是花木扶疏的小园林，与定慧寺紧紧相连，相映成趣，过去是长寿民众观江游览之所。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为青龙阁的消失而惋惜遗憾。其实，青龙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被另外一个建筑物遮蔽起来了。这栋职工宿舍大楼，就是青龙阁的所在地。原来，这栋大楼就是在青龙阁基础上，四周增加了框架，上面增加了屋顶，于是外形大变，而把青龙阁包裹在里面了。现在走进这栋大楼，就会发现青龙阁的巨大砖砌圆形房柱，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只要将后来增加的框架和屋顶拆除，青龙阁就可恢复当年的光景。

青龙阁与定慧寺之间，有一栋两层的楼阁，前后有两个石朝门。第二个石朝门之前，是一坡石梯，登山石梯，就到了青龙阁，远处看小楼阁与青龙阁浑然一体，其实是两个建筑。这个楼阁，就是《长寿县志》记载的青龙阁“旁有小阁”的楼阁了。

奇灵气脉冲龙阁

青龙阁四檐高翘，翼然若飞，点缀于青龙嘴上，为定慧晓钟增添了灵性，俨然成为江上一景，极得江山之胜，因而“阁内题联甚多”。不过，众多的楹联已经无从欣赏，有幸的是，长寿知县赵维城的楹联却得以流传至今，从中可见当年青龙阁的小景胜概。

对于赵维城，一般人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却是长寿有史以来少有的好官。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五，有这样一段记载：

赵维城，字芸荪，江苏长洲人，优贡，俭朴廉勤，不烦不扰。时烟禁綦严，下乡督铲烟苗，山民抗拒，几酿事变。芸荪恺切勤谕，卒至禁绝。若非反正后驻军保种，希图借此筹款以饱私囊，计此毒卉已无一茎矣。未几，调署大宁丰都。民国元年，复知县事。士民爱戴有加，于凤岭街凿池蓄水，石壁镌“盟心白水”四字，至今人称赵公井云。去任后，邑人复于平地楼台，设长生禄位，与霍公雨霖并祀。宣统元年任。

可见，赵维城是江苏苏州人氏，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和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两度主政长寿，“以城苦饮水，凿池蓄水，以供民饮用”而人称赵公井，故而极受爱戴，在长寿历史上实属罕见。

赵维城的青龙阁楹联是这样的：

名士五百年，奇灵气脉冲龙阁;

春光二三月，罨画江山接凤城。

这副楹联，看似简单，却并不好解。其实，赵维城的楹联，也许是受到其老家江苏南京莫愁湖畔胜棋楼的影响。胜棋楼始建于明洪武初年，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大将徐达弈棋的地方。清末著名湘军将领、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彭玉麟(1816年-1890年)，在任两江总督期间，曾经为胜棋楼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联气;春光二三月，莺花合是美人魂。”

两相比较，赵维城写青龙阁的楹联，显然受了彭玉麟的启发。名士五百年，是相信长寿一定会孕育出英雄豪杰。这句话，是孟子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浓缩。奇灵气脉冲龙阁，是赞美长寿的雄奇灵异之气，全都集中于青龙阁上。春光二三月，是说青龙阁的风景，以二三月的春光为最佳。罨画江山接凤城，是赞美长寿江山如画，覆盖了整座城市。罨(yǎn)画，本指色彩鲜明的绘画，多用于形容自然景观或建筑物的艳丽多姿。上联言龙阁，下联言凤城，显然有祝福长寿龙凤呈祥的雅意。

青龙阁建成后，成为众多文人登临寄兴、写诗抒情之地。其中，目前仅存的是这首《登青龙阁》：

无限韶光好，黄鸟转枝头。

惊起山中客，来登江上楼。

云阴宿窗隙，林影落春流。

笑指仙源路，从兹觅小舟。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民国十七年《长寿县志》记述为钟文鼎作，而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则记述为李光蟠作，当以李光蟠为妥。李光蟠，字根仙，清末民初长寿人。是李开先的十世孙，又是还珠楼主李寿民的堂伯。

全诗极赞青龙阁风光之优美，足以引发人归隐桃源的佳趣。其中“云阴宿窗隙，林影落春流”一联，颇得山水神韵之胜。

侠商孙仲山

在长寿城乡，只要提起孙仲山，年长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且众口一词：孙仲山是大富豪，做了很多善事。

其实，从长寿走出的孙仲山，是侠客中的富商，富商中的侠客，其人生充满传奇故事，令人肃然起敬。

1936年5月24日，孙仲山在北京度过六十大寿，亲朋故旧，贺寿者众。在众多寿匾和寿联的署名中，赫然写着段祺瑞、吴佩孚、班禅厄尔德尼等社会名流的大名，让人感到惊讶不已。

而孙仲山的交往圈，更是给人以强烈震撼。孙仲山的交往人群中，有这样一批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光绪、载沣、载振、那桐、恽毓鼎、袁世凯、黎元洪、端方、盛宣怀、程德全、松寿、陆宗舆、钮承善、张作霖、张澜、汪云松、刘湘、杨森……。

原来，孙仲山，断非人们津津乐道的等闲富绅，乃是清末民初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金融家，理财家，公益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在近代长寿众多历史名人中，论经历之坎坷，创业之艰辛，资财之雄富，交际之广泛，角色之多元，贡献之特出，影响之深广，恐怕无人可与孙仲山相伯仲。

孙仲山(公元1877—1950年)，又名鸿猷，长寿县千佛乡(今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孙家湾人。

早年在重庆永兴隆字号作学徒，后去天津钧记大米庄，为洋商代销面粉，从中赚得白银30余万两，一举成为巨商富户。孙仲山将赚得的白银10万两汇回家中，广置田地和修房建屋，大兴土木。将剩下的白银继续经商办实业界。同时，还在北京、福建、江苏、安徽、四川等地政界、商界谋官任职，从中又集聚了大量钱财。

孙仲山任职于政、商两界，从中结识了四川大中银行股东汪云松、何鼎臣二人。汪、何二人对孙仲山的为人行事倍加赏识，极为器重，便全权委托他在京筹备北京分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孙仲山于1919年在北京前门外大马神庙，办起了“四川大中银行北京分行”，资金总额100万元，报经财政部注册登记营业。孙仲山出任分行总经理，从此跻身金融界。

跻身金融界的孙仲山，几经奋力拼搏，广结社会各界，实力日渐丰盛。1928年，他在奉系军阀阎廷瑞、吉林督军孟恩远、河南帮同和裕大银号部经理王安卿、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河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等政、军、商界要员、巨商的支持下，投资总额千余万元，在天津开办了大中银行，并对外发行钞票，为财政部推销公债，还给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打折销售部分印花税票等，从中获取了大量利润。继后，孙仲山又在哈尔滨、济南、开封、上海、汉口、长沙、徐州等大中城市设立了分行。为了广结盟友，防御风险，孙仲山还邀请了王怀夫之子王锡恒、冯国璋之子冯季远入行，对金融干员常铸九委以重任等。使孙仲山开办的大中银行，在各种金融风险中，都能抵御风险，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哈尔滨、济南等地相继沦陷，孙仲山的大中银行经营发生困难。为了保住资产不受损害，孙仲山除继续从事金融业务外，还广开财路，兼营汽车、棉布、颜料、丝织品、工业钻石、稀有金属等，赚取利润。

1946年，天津国民党中央银行以产业处理局的通知，对孙仲山经营的京、津大中银行进行查封。孙仲山深感处境不妙，便与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赵棣华合作，接办大中银行，更名为“大中商业银行”。不久，孙仲山回重庆接办了怡丰银行，并任董事长。

新中国建立后，孙仲山接受政府关于停业清理的决定，并亲自督办京、津、沪、渝各银行的清理工作。可惜在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孙仲山因心脏病发而不幸辞世。

守孝不忘桑梓

也许人们想象不到，孙仲山捐资1000元大洋修建青龙阁，正值父亲逝世本人回乡守孝期间。

1908年，弃商从政的孙仲山，已经官居二品道员。闽浙总督松寿认为孙仲山才堪大用，入奏朝廷，以备录用。军机处随即做出重用的安排，准备“遇缺即放”。

正当孙仲山宦海得意之时，父亲孙继宽逝世。清制，内外文职现任官员，遇亲生父母病故，从闻讣之日始，必须离任守制(守孝)两年又三个月，称为丁忧。于是，孙仲山奔丧回籍，在江南老家守孝，这是孙仲山离开长寿后回家居住时间最久的一次。

孙仲山把父亲的葬礼办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清政府给孙济宽追赠了“荣禄大夫”的封号，这是一品散官的头衔，足见清廷对孙济宽的看重。孙仲山把父亲的墓园，选在江南千佛场的九洞桥，陵墓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构筑考究，花费不菲。墓成，由四川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维新运动倡导者宋育仁(公元1857-1931年)撰写碑铭：“惟义方之教，贻亲以令名。起布衣以有闻，垂千祀兮清芬。”这个碑铭，对孙济宽的教子有方，对孙仲山的政商令名，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孙仲山在守孝“居礼之余，捐资十余万金，补助重庆商业学校，创办长寿男女学校暨义仓、医院、公园等处，修筑道路、桥梁、义渡、善堂及救生船等项，冬令施棉衣设粥厂。”

当时，“十余万金”是一个很大的额度。所谓“金”，绝非黄金，而是白银“两”的雅称。十余万金，就是白银十馀万两。

捐资办学，是孙仲山这次资助的重点。重庆商业学校，属于实业学堂，孙仲山对其捐资补助，与其素重实业的情怀和实业救国的主张，显然有直接关系。孙仲山资助的长寿男校，当是长寿中学的前身，即位于林庄坝的长寿县高等小学堂。长寿女校，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长寿知县唐我圻花六百金购买城内林庄口的韩侍郎(清代翰林韩鼎晋)花厅另辟校门而兴办，兴办之初，经费相当短缺，堂长不支薪水，孙仲山的捐助，可谓解了燃眉之急。

注重民生，是孙仲山资助长寿的一大特色。创办义仓、义渡、善堂、粥厂、医院、公园，修筑道路、桥梁、救生船等，无一不是事关民生的项目，而且着力点全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

孙仲山捐资兴办公园，指的就是青龙阁。为了丰富定慧寺的景观，为长寿父老乡亲提供一个休憩娱乐的场所，孙仲山慷慨捐资，特意在青龙岭上建起青龙阁。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青龙阁建成开放，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众的欢迎，因而才有“阁内题联甚多”的盛况。

孙仲山的佛缘

孙仲山在定慧寺捐资修建青龙阁，除了桑梓之情、慈善之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仲山对佛学的虔诚信仰。

孙仲山是佛教信徒。孙仲山的老家长寿江南千佛乡，是一个佛教氛围很浓的地方。成年后漂泊在外的孙仲山，始终与佛结缘，受佛教慈悲博爱的思想影响至深。供佛堂，挂佛珠，念佛经，印佛书，交僧侣，已经成为孙仲山生活中不可功缺的一部分。

特别是捐助善款，支持佛教事业，更成为孙仲山佛教信仰的特殊体现方式。

北京有两处佛教圣地——白衣庵和卧佛寺，是著名的文物古迹。

白衣庵位于东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路北，据专家考证是明朝时候的建筑，这座京城最大的尼庙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清乾隆时木刻版的京师全图，民国初年的北京内外城详图中，均有白衣庵位置的标注文字。至今，白衣庵还保留着四层殿宇和跨院的古老建筑风貌。

卧佛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山馀脉聚宝山(又名寿安山)南麓，背倚山岩，前临田野，离北京主城约20公里。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以后各代有废有建，寺名亦随朝代变易有所更改。由于唐代寺里就有檀木雕成的卧佛，元至顺元年到至顺十二年间(公元1330—1341年)又铸造了一尊释迦牟尼大型涅盘铜像，因此，一般人都把这座寺院叫作“卧佛寺”。明宣德、正统年间，朝廷曾经颁大藏经一部置诸佛殿。寺的建筑是一个大院落，在一条纵轴线上排列着四座殿堂。现存寺庙建筑，多是清代重修后的规模。

民国初期，白衣庵和卧佛寺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一片冷清。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孙仲山带头捐资，并发动志同道合者捐赠，先后对两处佛教遗迹进行修复。白衣庵和卧佛寺，目前已经面貌一新，朝拜者众，其中应该说也有孙仲山的一份贡献。

资助印刷出版经卷善书，是孙仲山在佛教事业上的一大功德。《梵网经菩萨戒》，亦名《梵网经菩萨戒本》，或《大梵网经菩萨戒本》，是记述释迦牟尼弘扬佛法的重要经典。此书于将近一千六百年前，由鸠摩罗什(公元334—413年)大师节选翻译，并依之为一批弟子授戒，当是华夏传授菩萨戒之始。然该“戒本”译于大师晚年，尚未推敲润色，鸠摩罗什便溘然驾鹤归西，致令译本留有缺憾，一些地方生疏隔膜，义理难明，令人费解。于是，历代注释本经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一本是唐朝时候新罗高僧义寂编著的《梵网经菩萨戒本疏》，重点对《梵网经菩萨戒本》中的戒律条目做出注释。这部佛经中国早已不传，而保存于日本江户幕府宽政五年(1793)收录的临济宗大典《送书目录》中，孙仲山辗转获得此书，奉为至爱。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一月，孙仲山将此书捐赠出来，交由北京刻经处刻印，从此这部佛教经典才广为流传。

1950年5月7日，孙仲山逝世于天津。后来，因为城市建设需要，安葬孙仲山的浙江义地坟墓外迁，孙仲山的遗骸从此不知所终。而今，位于北京西山的佛山陵园，终于有了孙仲山的陵墓，从此，孙仲山安歇于青山绿水，与佛永伴。

有虔诚膜拜的佛教信仰，有自利利他的佛教精神，有乐善好施的仁慈胸怀，有报效桑梓的纯朴情感，这，也许就是孙仲山捐资修建青龙阁的因缘。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