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慧寺的水电时代

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风潮，对定慧寺形成了巨大冲击，作为宗教场所的定慧寺，从此一蹶不振，香火渐熄。

然而，随着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众多工商企业随之迁入内地，长寿成为重要工业基地，定慧寺随之别开生面，扮演了长寿水电开发运筹指挥中心、中国民族水电工业发祥地和中国水电专家摇篮的特殊角色，铸就了定慧寺的水电时代。

水电工业历史地标

追溯长寿水电工业的辉煌，定慧寺功不可没。

放眼中国水电工业的历史，定慧寺堪称地标。

长寿水电工业的实质性发展，是从1935年开始的。当年春季，著名水电专家黄育贤首次率员来到长寿，勘测龙溪河、桃花溪、大洪河水力资源，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开发长寿水电工业。

从1935年黄育贤奉命考察长寿水力资源，到1956年7月长寿发电厂总部搬迁到邻封上硐，定慧寺是长寿水电开发的办公场所，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运作都发生在定慧寺。

1937年1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测量处进驻定慧寺，开始勘测地形、水文和规划。7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

1938年6月，正式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9月，着手改建桃花溪电站。12月，羊角堡煤气发电所兴建。

1941年1月正式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长寿分厂。

1944年9月，萨凡奇来到长寿，由黄育贤、张光斗等陪同冒险考察长江三峡，返回后，于当年11月完成《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提出将在全国实行电气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长寿定慧寺设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作为全国水电工业的领导机构，负责全国水电开发包括三峡工程的统筹领导。

1946年1月，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长寿分厂，改为龙溪河电厂。

1947年7月1日，龙溪河电厂更名长寿电厂。

1948年底，建成四角碑配电所。

1949年12月，长寿解放，长寿电厂由国家接管。

1950年1月，成立长寿水电工程修复委员会，组织对桃花溪、下硐电站的抢修。3月，长寿电厂更名五0五厂，直属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

1954年1月，复建的上硐电站开始发电。8月1日狮子滩电站全面动工。

1955年8月31日，五0五厂更名为长寿发电厂。

1956年5月，决定对回龙寨电站重新设计。7月，因狮子滩电站发电在即，长寿发电厂总部从定慧寺迁到邻封上硐。

由此可见，1956年7月之前，大约20年时间，定慧寺不仅始终是长寿水电工业的运筹指挥中心，而且也是三峡工程的规划协调中心，曾经一度还是国民政府的水电工业总部，可以说是中国水电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如果说，长寿是中国水电工业的发祥地，那么，定慧寺就是长寿水电工业的发祥地。定慧寺，中国水电工业永远的里程碑，堪称中国水电工业的历史地标。

改建桃花溪电站

1938年9月，位于定慧寺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正式成立不久，就开始实施了第一个重大项目：改建桃花溪电站。

1958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视察狮子滩水电站时，特别问起“桃花溪电站还在不在。”也许，用今天的眼光看，桃花溪电站发电量太小，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然而，翻开中国水电史，桃花溪电站却是长寿水电的鼻祖，也是重庆最早的水力发电站。

《长寿县经委直属企业志》(1935—1985)有这样一段记载：

民国初年，陈廷杰巡察四川，拟借头硐水力发电。嗣后，派周德鸿、骆敬瞻等人来长寿勘测，并租佃农民土地建筑房舍。鉴于集资困难，未能如愿。

尽管，这次探索因为资金而搁浅，但对20年后桃花溪电站的兴建，无疑具有直接影响。

王绍吉(公元1897—1961年)，长寿江南街道扇沱场人。15岁拜师学艺，学成出师后，与其弟王绍祥在桃花街合伙经营信义布厂。家居桃花溪畔的王绍吉，对桃花溪水电资源情有独钟，决心兴办水电厂。经过考察，厂址最终选择在二硐岩下。1936年，机器运回，由于资金紧缺而被迫停工。一筹莫展之际，王绍吉央求岳父周静潭辗转找到了原籍长寿的天津大中银行董事长孙仲山，由孙仲山入股5000大洋，安装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1937年冬天，长寿第一座水电厂终于建成，装机容量42千瓦，命名恒星电厂，王绍吉任厂长，并开始向城内和河街送电，县城始有电灯千余盏，从此揭开了长寿城内有电灯的历史。当时，长寿名士钟文鼎特地赋诗赞扬：“桃源三洞访神仙，大放光明别有天。不夜城开新世界，应同皓月斗婵娟。”

当时，沿海工业大量内迁，长寿开始成为工业基地，用电需求猛涨，于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9月接管了恒星电厂，交由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加以改建扩建，以供急需。

随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水电专家张光斗在恒星电厂基础上，进行勘测、设计，重建桃花溪三洞沟发电站。电站装机三台，总容量876kW。1941年3月安装完毕，同年8月，重新建成的桃花溪三洞沟发电站正式送电。这是著名水电专家张光斗设计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亦是中国政府投资修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龙溪河早期开发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龙溪河流域进行了长达15年的水电开发，此即龙溪河的前期开发。

龙溪河的前期开发，以著名水电专家黄育贤赴长寿实地考察为起点。1935年冬，经过实地考察，黄育贤提出了开发龙溪河、建设水电站的建议。黄育贤等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核准。

1937年1月，黄育贤再次奉命率领测量队来龙溪河详测地形，研究水文，并由中央地质调查所熊永先负责地质调查，以资精密规划。同年6月，勘测工作完毕。根据勘测情况，黄育贤提出了于龙溪河下游的狮子滩建立龙头水库，在狮子滩、上清渊洞(上洞)、回龙寨、下清渊洞(下洞)建立水电站的四级开发方案。当年7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黄育贤为主任。

1938年6月，正式成立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黄育贤任处长，张光斗任设计工程师，吴震寰任工程师兼工务长，开始钻探、测绘，并做具体规划和工程设计。

龙溪河四级水电开发工程相当浩大，于是聘请美国古柏工程公司技术人员担任顾问工程师。

在进行四级电站规划设计的同时，黄育贤开始组织建设公路、码头、宿舍等。为解决电站施工用电问题，遂在长江边的羊角堡建立煤气发电所，于1940年12月开始发电。1941年8月桃花溪电站发电后，改由桃花溪电站供应施工用电。

狮子滩电站，是龙溪河水电梯级开发的第一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级。从1938年6月起，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完成了地质钻探、地形测量、方案设计、图样绘制等工作。由于狮子滩电站工程浩大，各种条件均不具备，迟迟不敢正式开工。于是改变四级开发的方案，重点实施下清渊硐和回龙寨两个电站。

下清渊硐(下硐)电站，于1939年10月开工兴建。机组于1944年1月安装完毕，投入运行。这是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制造的当时容量最大的水力发电机组，且被实践证明设计制造十分优良。

回龙寨电站，于1940年8月开始兴建。施工之初，着手修建拦河坝和引水道，到1941年底，因经费不济而停工，1944年完全停建，仅完成拦河坝80%，引水明渠60%，隧洞20%，平水井基本挖完。

上清渊洞电站于1946年4月开工实施，到1949年5月因工程经费来源断绝而停工。这时拦河坝已基本完成，半地下式厂房也基本开挖完毕，仅完成土木工程的75%。这是一个装机仅一万多千瓦的水电站，但在当时，却是我国自行建设的最大一个水电站。

狮子滩大会战

龙溪河上狮子滩，四级阶梯一水源。

利用层层修电站，功成恰是跃进年。

这是1963年4月7日，朱德委员长考察长寿湖狮子滩电站后写下的诗句。

狮子滩电站是龙溪河水力开发的第一个梯级，是龙溪河全流域开发的标志性工程，更是“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在中国水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虽然，狮子滩电站的施工现场在龙溪河上，但整个筹划指挥中心却在定慧寺。

1953年，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领导下，由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负责对龙溪河梯级电站的开发，进行全面的查勘和研究。1954年上半年，完成了狮子滩电站的初步设计。

1954年初，随着上硐电站第1台机组的发电，位于定慧寺的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处改组为狮子滩水力发电工程局，在燃料工业部(后改为电力工业部)和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狮子滩电站的建设。

北京勘测设计院派出了设计代表组，人数最多时达100余人。苏联则派出了以万德尼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援华专家顾问团。

为了加强力量，狮子滩水电工程局局从吉林丰满水电站调来了筑堤队和大批器材;从福建古田电站调来了打隧洞的技术干部和工人;重庆市也调来了大批干部和工人。工程局在施工高峰时达1万余人，其中技术干部400余人。

狮子滩电站于1954年8月1日主体工程开工，分为大坝、溢洪道、隧洞及厂房三个工区，后来隧洞和厂房分开成为四个工区。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施工，大坝已基本建成蓄水，隧洞、调压井已开挖衬砌完毕，电站第1台机组于1956年9月下旬开始试运转，10月1日晚11时正式开始发电，工期提前了二个月。

狮子滩大坝的建设方式在中国水电史上有特殊地位，是我国第一座采用堆石坝坝型的水电站大坝。时有“北有小丰满，南有狮子滩”之说，可见，狮子滩电站与小丰满电站，构成了中国水电史上的双子星座，璀璨夺目，交相辉映。

在狮子滩电站规划和建设的前后，整个龙溪河流域的梯级开发也在快速推进。

上硐电站于1950年8月复工，1954年1月5日正式并网发电，移交长寿电厂管理。

回龙寨电站于1955年开始着手续建，第一台机组于1957年11月发电。第二台机组于1958年底发电。

下洞电站的扩建工程，于1957年8月正式开工，增大了引用流量和电站装机容量。

1950—1958年间，四川建设的水电站(包括扩建、改建)共14处，装机29台，总容量116658kW，其中长寿龙溪河梯级水电站占总装机容量的91%，其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水电工程的运筹、指挥、管理中心，都在定慧寺。

水电专家摇篮

在长达20年的集中建设期间，定慧寺一直是长寿水电工业的领导中枢，因而成了新中国水电专家的摇篮，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水电建设人才。

纵观中国水电工业史，对中国民族水电工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黄育贤、吴震寰、张光斗、李鹗鼎、覃修典等老一辈水电建设专家，都是从定慧寺走出去的。

黄育贤(公元1902—1990年)，江西省崇仁县航埠镇袁坊人。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清华大学留美学生赴美国留学。1933年回国，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专门委员，授少将军衔。长期担任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筹备处、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狮子滩水力发电总厂的主要负责人，还负责当时全国大后方水电工业的领导工作，主持长江三峡水电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1945年7月，国民政府在长寿定慧寺成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全国水电工业最高领导机构)，黄育贤出任处长。1947年赴东北主持抢修吉林小丰满水电站堰堤工程。建国后，黄育贤先后出任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并任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吴震寰(公元1901—1949年)，四川省荣县人，吴玉章(公元1878—1966年)独生子。1919年冬，吴震寰入法国格林诺卜电气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法国、苏联任水电工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来到龙溪河水电工程处任工程师。全国解放前夕，吴震寰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49岁，留下四个幼小的儿女，转由父亲吴玉章哺养成人。

张光斗(公元1912—2013年)，江苏苏州常熟市(今属张家港市鹿苑街道)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得两个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龙溪河水利发电工程处工作，任设计课长兼设计工程师。同年9月，主持重建桃花溪三洞沟发电站。同时，主持上清渊硐和下清渊硐(下硐)电站的设计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任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

李鹗鼎(公元1918—2001年)，天津人，生于北平。1936年9月李鹗鼎考上清华大学土木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1943年6月赴英国伦敦威廉哈诺工程顾问公司进修。1946年6月回国，在龙溪河上清渊硐水电站工程下担任工程师、工务课长。解放后，任燃料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处长，电力部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1954年初，狮子滩电站的建设全面开展，任四川狮子滩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1995年，获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覃修典(公元1909—1994年)，原籍湖北省蒲圻县，出生于湖北武昌。1928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4年获清华大学公费赴美留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系水利专业硕士学位。1937年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任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工程师和龙溪河上清渊硐水电站公务所主任，主持回龙寨水电站工程的施工。1956年，任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曾连续当选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第五和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除了这些水电专家之外，以定慧寺为中枢的长寿水电工业，还涌现出了一批发商英模群体和全国劳模，培养了大批水电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向全国电力系统输送管理和生产技术骨干1150人，还对外培训生产技术人员800多人。

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