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楼外汉墓遗址

定慧寺所在的河街青龙岭，从很早开始，就是长寿的人文荟萃之地。定慧寺、王爷庙、江西庙等寺庙群，临江而筑的青龙阁，影响深远的水电办公楼，雕梁画栋的大宅院，几乎覆盖了整个山岭。尤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汉墓遗址的发现，让青龙岭的人文历史变得更加悠久而厚重，也为人们了解长寿历史曾有的辉煌，提供了确切的依据。

发掘过程还原

定慧寺四重大殿的最后一殿，叫藏经楼，是收藏佛经和僧侣说法的处所。藏经楼的后面，有一个隆起的小山和古墓，几株高大的黄桷树，枝繁叶茂，横撑天际。黄桷树的虬根龙须，或纵横于小山，或穿行于古墓。登冢而视，东南面江，西北背城，左右山势环卫，江水涌流，风景幽绝，四望开敞。

小山上靠南边的二株黄桷树，树冠略显枯颓，根须开始外露，造成墓土崩塌，古墓的轮廓日渐外露。墓后数十步，有一座普通的小土屋，且有小径相通。奇怪的是，土屋的墙基和小径的路阶，都是用古墓的画砖砌成的。

原来，墓前的穹窿孔道，早已颓去一段，于是，当地居民就把这些厚实且艺术的画砖用来做墙基和路阶。汉砖早已出土，移作日常之用，老百姓也许习以为常，而对于文人雅士，则会感到异常惋惜。

1944年12月4日，长寿文化人士程耕道先生发现了定慧寺可能有汉墓的情况，遂赶紧向当时的长寿县长鲜炽贤报告。鲜炽贤，湖北巴东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军人出生的鲜炽贤对此相当重视，决定开掘古墓，对文物古迹实施保护。1945年3月9日，长寿县古物采掘委员会成立，推定鲜炽贤兼任主任委员，前清进士、时任参议员张宾吾任副主任委员，县参议长黄佛公、参议员黄楚樵、乐群中学校长曹既生、国民党长寿县党部书记长邹延哲、青年团干事长程蜀龙为常务委员，由程蜀龙兼总干事。经过商议，决定于3月18日开始组织发掘，并指定参议员黄楚樵、卫生院院长顾苏人、教育科长刘明敬、青年团干事长程蜀龙联合组成监视小组，监督现场发掘。

发掘的第一天，由于工作量大，只向墓穴推进了1米左右，所见文物还不多。发掘的第二天，进入墓穴约2米，遗物出土最多。第三天后，入墓穴愈深，而遗物愈少。

发掘时，开始从墓穴外的堆土直掘而下，很快就挖出一条排水沟，其设置目的显然是为了坟墓内排水。掘进近1米时，到了墓门砖壁处，发现一部分残存的砖块。掘土深1米多的靠砖处，均系红砾石，石质比较坚硬。将残存的砖块取下，排去积土，即见墓底。墓底仍以砖块平铺底面。殉葬遗物，随处可见。

最引人注目的是陶俑，排列左右，背靠墓壁。面面相对，立坐各异。钟缶等较大的器物则居穴中，羽觞碎片则随处皆是。墓中曾发现人牙二牙，头盖骨一块。其余瓦灶、陶禽、陶畜、陶案等器物，则杂置于前后上下，或正或斜，或彼此叠压，位置散乱。瓦缶及五铢钱等出现时，偶有鲜丽的朱色物相伴而出，应该是下葬时使用了朱砂。墓壁最深处，仍以画砖阻塞为壁。

发掘从3月18日开始，经过6天忙碌，于23日发掘完毕。

出土文物概况

具体负责发掘的程耕道，在完成发掘之后，起草了《长寿定慧寺汉墓发掘报告》。该报告对出土文物的情况，做了详细罗列。

整个出土的文物，分成两大类：墓砖和明器。

墓砖，可细分为三种。第一种墓砖，铸有“富贵万世昌”字样，几何影型花纹。此种砖块，均作墓中穹窿顶及圆拱部分，故两端各作凸凹之公母接榫，左右侧又作上高下低之梯形，以牢固其衔接。文字花纹均系阳文。第二种墓砖，铸有“君宜高迁益年增寿”字样，大泉五铢钱及几何花纹，四面方整，无公母接榫，作墓中穹窿之墓壁及平铺底面用。第三种墓砖，全属几何花纹，四方无接榫，用于墓底。前两种墓砖，多吉祥语，殊为可贵。

明器，即冥器，分为五种。第一种器皿，包括瓦灶、陶案、羽觞、瓦豆、陶钟、陶罐、陶洗、刻纹瓦缶等。第二种禽畜，包括陶鸡、陶鸟、陶禽、兽头、陶马等。第三种陶俑，共出土14躯，有执杖者，戴冠者，执物者，抚琴者。其釉则有褐、赭色，光泽夺目，甚为可爱。第四种冥屋，一顶长四寸，两面有瓦沟形，又有不辨名之圈形残陶圈二圈，用于装饰。第五种金属，有汉五铢钱4枚、货泉1枚、破铜残片数片、铁器1支。

学术界的关注

长寿定慧寺汉墓遗址的成功发掘，在处于抗日战争最为关键时期的大后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次发掘工作，引起了旅居重庆的马衡、董作宾、卫聚贤、王献堂、徐文镜等国内学术权威的重视，并得到他们的指教。

长寿的考古人员根据已经出土的汉代砖墓(如江北延光四年墓砖)的花纹风格与文字形象，以及明器形制，陶器质料及钱币等遗物分别比较、综合研究，推测出这座古墓应该是汉墓。

1945年3月28日，发掘工作刚刚完成没几天，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特别致函起草发掘报告的程耕道，对定慧寺汉墓的发掘，表现出浓厚的学术兴趣：

除马衡先生外，关注定慧寺汉墓发掘的其他几位专家，都是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

董作宾，字彦堂，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专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

卫聚贤，著名考研学家，曾主持发掘南京明故宫，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王献堂，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于文物古迹多有研究。

徐文镜，著名金石学家，于古文字学造诣极深，著有《古籀汇编》巨著，集三代秦汉以来金文、甲骨、大小篆之大成。

汉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长寿县志》所载，汉代遗迹甚少。定慧寺汉墓的发掘，说明长江沿岸，当时已有居民，且有昌盛的文化，对于考知汉代巴渝地区的生活状况、文化风俗、葬仪制度等，可以说大有裨益。

汉墓群的判断

虽然，定慧寺的汉墓发掘只是一座，但并不能说当地的汉墓只有一座。事实上，定慧寺应该隐藏着一个汉墓群。

程耕道在《长寿定慧寺汉墓发掘报告》中，已经对这里汉墓群做出了推测和判断：

今就此冢观察，其东南面有以石累积一壁。据故老相传云：“此石壁中，本亦同此墓穴，因恐立陇崩下，碍及屋宇，乃以石累而障之”。此言颇近情理，且周围多同类砖块嵌入土中。更以全冢测之，此墓仅占全墓四分之一弱，而墓门适当冢边，或系群墓亦未可知。

程耕道的记载说明，定慧寺已经发掘汉墓东南面的石累墙壁，是为了防止里面的古墓堆土崩颓而危及房屋安全，以石累墙，实际上就是修一壁堡坎。而根据当地老人的说法，石壁里面还有古墓。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周围多同类砖块嵌入土中”，说明附近曾经有类似的汉砖出土。

程耕道关于定慧寺存在汉墓群的推测，显然是有道理的。从国内汉墓发掘的大量情况看，一般地说，西汉前期流行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木椁墓，单人葬;西汉后期出现石室墓、砖室墓、壁画墓，开始流行夫妻合葬。到了东汉，砖室墓普及全国各地，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和崖墓在山东、四川等地广泛流行，并流行家族几代合葬。

可见，东汉时期一个家族几代人合葬于一地，已经广为流行，定慧寺的汉墓，不大可能是孤立的墓葬，而应该是一个墓葬群。

当年，定慧寺汉墓发掘后，墓穴遗址由政府要求有关方面妥善保护，“以存其形制，任人参观。”今天，对于定慧寺汉墓遗址，亦当作如是观。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