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慧寺与朱熹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这是当代哲学大家蔡尚思先生的题诗，由此可见朱熹地位之高。

活跃于江南的朱熹，平生未曾跨过夔门，却与远在四川的长寿有着很深的渊源。长寿定慧寺的“天风海涛”匾额，就是一个明证。

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寺观》记载：

定慧寺，治东。宋绍兴中建，明洪武中重修。榜天风海涛四字，考亭朱子笔。甲申之乱毁，康熙七年重建。

这个记载表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定慧寺时，定慧寺悬挂着一块“天风海涛”匾额。匾额的书写者是“考亭朱子”。考亭，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区的建阳市潭城街道考亭村，是朱熹晚年居住和讲学之地，朱熹也被称作考亭先生。朱子，是人们对朱熹的尊称。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长于福建。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朱熹是儒学领域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人物。

朱熹题写的“天风海涛”匾额，曾经悬挂于定慧寺，无疑给定慧晓钟的景观增色不少。虽然，随着定慧寺的衰落，这桢珍贵的匾额早已不知去向，着实让人引为憾事，但是，作为朱熹的墨宝，“天风海涛”匾额悬挂于定慧寺的背后，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很值得人们去探究。

“天风海涛”寻源

福建福州东郊，闽江北岸，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国家级风景区，叫鼓山。山上林壑幽美，胜迹众多，引人入胜。除了著名的佛教寺庙涌泉寺外，鼓山绝顶处的摩崖石刻，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其中，就有朱熹的题字石刻“天风海涛”。旁有小字“晦翁为子直书”，晦翁即朱熹自号。

朱熹的题刻“天风海涛”，演绎着朱熹与赵汝愚(子直)之间的深厚情谊。宋朝宗室赵汝愚(公元1140—1196年)，字子直，状元出生，宁宗时任枢密院使，进右丞相，与朱熹友谊笃厚，曾经力荐朱熹为宁宗说书，后朱熹受权臣韩侂胄谗害，“侍经筵数十日而去位”，赵汝愚力劝宁宗挽留，未果。自己亦被罢相出朝，最终客死于湖南衡阳。

早在宋孝宗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赵汝愚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赵汝愚于石门诗刻《游鼓山》曰：

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

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

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

堪叹世人祗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朱熹游览鼓山，当时赵汝愚已经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朱熹“有怀四川子直侍郎”，于是题刻了“天风海涛”。此后，朱熹题刻处，成了一个特别的文化景点，旁边还特意建起了一座“天风海涛”亭，后来登临鼓山者也多有题咏，“天风海涛”的题词和故事，也屡屡被人写入诗文之中。

朱熹题刻的“天风海涛”四字，饱含着对友人的怀念向往之情，一般认为取自赵汝愚的《游鼓山》“天风直送海涛来”一句。其实，朱熹题写的“天风海涛”，不仅取自于赵汝愚的《游鼓山》，更应当直接受到古人的影响。唐代著名制琴大师雷威，曾经制作过刻有篆书“天风海涛”的古琴。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八引西淸诗话载：“张亶，熙宁中梦行入空中，闻天风海涛，声振林木”。宋曹勋(公元1098—1174年)《松隐集》卷二十九更有“天风海涛助潮音，普闻四众及一切”的诗句。

朱熹与长寿的交集

有人对朱熹为定慧寺题写“天风海涛”匾额大惑不解，理由是朱熹一生，不曾到过四川，更没来过长寿，因而对匾额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固然，朱熹一生确实没有到过长寿，但是，长寿与朱熹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渊源，主要表现在朱熹与长寿学者谯定、㬊渊之间的交集。

先说朱熹与谯定。朱熹的老师主要四位，除刘子翚少承家学外，其他三位老师李侗、胡宪、刘勉之，都是传承程颐、程颢之学。李侗上承罗从彦，再上承程颐、程颢的嫡传弟子杨时(号龟山)，按照这个路径，朱熹为程颐、程颢的四传弟子。另胡宪、刘勉之上承程颐嫡传弟子谯定，按照这个路径，则朱熹为程颐、程颢的三传弟子。

谯定擅长易学，并协助程颐在涪州完成《周易程氏传》，而《周易》居六经之首，也是理学的核心，因而被看作朱熹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源头。胡宪、刘勉之皆曾经拜师于谯定，朱熹理应是谯定的再传弟子。《宋史·谯定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可见，胡宪、刘勉之，是谯定易学的主要传承人。

朱熹长期从胡宪、刘勉之问学，且刘勉之又是其岳父，谯定易学自然在学习之列。从师承系统上看，朱熹确系谯定的再传弟子。朱熹易学既重义理，又吸收象数，与谯定学风相近，这正是来自谯定易学的影响。朱熹还对谯定的另一再传弟子、四川井研学者李舜臣(冯时行之弟子)的《易本传》(佚)有所吸取，从中亦可反映出朱熹与谯定之间的学术渊源。

再说朱熹与㬊渊。当时，一些川籍学者，追慕朱熹学术，直接师从朱熹，并将程朱理学传回四川。在这些川籍门人中，长寿人㬊渊从学朱熹的时间最久，“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堪称朱熹的得意门生。

㬊渊追随朱熹求学的时间长达三年，从武夷山而转随湖南长沙，于宋宁宗庆元元年(公元ll95年)“尽得其说以归”。此后，㬊渊曾经执掌涪州北岩书院达二十多年，授徒甚众，对朱熹学说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熹对㬊渊的爱重，从朱熹《晦庵集》、《朱子语类》记录的朱熹与门人的答疑对话中，可以轻而易举找到很多例证。特别是㬊渊回川后，身体日衰的朱熹，对得其真传的弟子更是念念不忘，关怀之意，溢于言表。

朱熹的文集《晦庵集》，至今保留着朱熹晚年写给㬊渊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㬊渊回川一年后，托人转交㬊渊的，重点是鼓励㬊渊修不进德;第二封信是㬊渊回川三年后，托门人度正带给㬊渊的，既谈别后思念之至，也谈道德学问修养;特别是第三封信，是朱熹逝世前一年写的，除极诉思念之切外，反复强调的依然是修德进学：“无由会面，千万进学自爱，以慰千里相望之怀。”这三封书信，反映出朱熹对㬊渊情感之深，寄望之重。以朱熹名满天下、仰慕者众的学术地位，对晚辈弟子如此用情殷殷，实在是非常难得，由此可见㬊渊在朱熹心目中的分量确实非同寻常。

可见，朱熹与长寿的渊源，始而因谯定而受惠于长寿，终而因㬊渊而施惠于长寿，这种学术上的传承关系，在长寿与朱熹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特殊的文化纽带。对于一个与程朱理学有着特殊学术联系的蜀中名县，朱熹为长寿定慧寺题写“天风海涛“的匾额，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朱熹的禅宗情结

朱熹为长寿定慧寺题写“天风海涛”匾额，除了与长寿人谯定、㬊渊的学术渊源外，还应该与其特有的禅宗情结有关。

朱熹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在他的著作和言论中，有许多批判和非议佛教的地方。朱熹认为，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所言甚鄙俚”，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而只有中国文人后来添加进去的，才是“精妙”的东西。朱熹批评佛教最大的错误，是对现实生活消极，不接受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点，有违于封建的“三纲五常”，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其实，朱熹排斥佛教，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实际上，他不仅没有排斥掉佛教，而且善于吸收佛学思想中许多重要内容，以充实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朱熹利用和吸收佛学思想，有时表面上批评，骨子里吸取;有时用儒家的语言，偷运佛家的思想;有时则干脆照搬佛家的用语和思想。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朱熹很有名的诗作《观书有感》。历代注家都从读书方法论上对此诗进行解读。此诗作于二十四岁师见李侗之前，朱熹主要活动于崇安五夫里和武夷山之间，进行修习的多为佛家禅宗等，在思想上佛教禅学占据主导地位。原来，有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半亩方塘”，其“源头活水”不是别的，正是其早年热心的佛教禅学。

早年的朱熹，是在佛教禅宗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朱熹早年师事身为儒士的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三先生。三人虽然身为儒士，但却无一不是佛门信徒。虽然，教授朱熹以儒学经典，但是三先生因为都有佛门弟子的第二身份，言谈举止、耳提面命之间，都透漏出佛旨禅趣。幼年朱熹于耳濡目染间，不可能不受其熏陶和效验。

童年的朱熹性格活泼，好学喜闻，常常在完成先生所授学业之外，捧读精研各家之书，而其中尤以佛教典籍让他流连忘返，不惜茶稀饭少举整日之功，以度佛家“余音绕梁”之妙语。更有甚者，朱熹每每向三先生请求学理之精要时，三先生都正面相劝，其意思无一例外地是教导朱熹，要向佛门禅学之中求悟习学的秘诀和正道。

青年时间的朱熹，几近狂热地迷上了禅学。他与当时佛教名人交往甚笃甚繁。若在远方闻得有高僧，便亲自前往拜谒，探讨和精研佛禅。若一时不方便亲自往顾，便多致书信，来回间只欲将佛思禅意体念到最高乃止。

特别是在一些禅宗名僧的极力教导下，朱熹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弃儒学佛”的逆转。朱熹在准备乡试之时，并没有发奋攻读儒门圣贤经典，而是整天一册《大慧宗杲语录》手不释卷。十八岁参加乡试时，满纸卷写的也不是儒门治国之策，而是大书禅意以表心志。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朱熹奔赴同安官任见到李侗时，满口禅佛，滔滔不绝，可见其受佛教禅宗影响之深。

朱熹骨子里对佛教禅宗的亲近，凝聚成了一生的情结。能够将自己的题匾，高悬于一个与自己有学术渊源之地的禅宗寺庙，自然是心生大欢喜的事情。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