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泻而来的长江，突遇黄草峡阳关天险，万流顿成一束，在凤山脚下形成平缓开敞的回水沱和宽阔平坦的河沙坝。
在黄草峡阳关天险上游不远处，蜿蜒曲折的龙溪河和飞瀑成串的桃花溪，清波荡漾，缓缓而流，在相距只有一公里的地方，静静汇入长江。
于是，在龙溪河与桃花溪之间，形成一个柳叶形的狭长半岛。半岛山峦起伏，树林葱茏，仿佛盘曲奔跃的青龙，人称青龙岭，与正对的凤山形成龙凤呈祥之势。
青龙岭的最高处，山峰高耸，下瞰长江，远远望去，俨然青龙张口，饮水于长江之中，于是名为青龙嘴。青龙嘴的悬崖峭壁之下，一条斜长的岩石，直端端插入江水之中，称为龙石梁，形成了“龙舌舔水夜月斜”的胜概。
定慧寺，就高踞于青龙岭的最高处青龙嘴上，观江涛而息心涛，闻天风而畅禅风，定心而发慧，弘法以济世，成为名冠长寿、闻于巴渝的佛教圣地。
虽然，人们对定慧寺耳熟能详，对定慧鸣钟更是津津乐道，然而，由于年代邈远，史籍乏载，定慧寺因何而建，何时创始，有何故事，如何变迁等，人们已经无从知晓，时常引为憾事。为此，本文拟于各种史籍之原始记载的梳理之中，去接通一条时光隧道，让人们了解定慧寺的前世今生。
定慧寺与柳宗元
定慧寺，旧名定慧院。大致以明朝初年为界，之前叫定慧院，后来叫定慧寺。按照佛教寺院的规制，院本是寺的局部，故称院的寺庙，一般比称寺的寺庙规模稍小。名称从定慧院到定慧寺，似乎与寺庙的规模扩大有关。
人们很难想象，长寿定慧寺的兴建，会与唐代鼎鼎大名的文学家柳宗元有某种联系。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生活于中唐时代，位居中国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与韩愈并称“韩柳”。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初，因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而被贬为永州司马达十年之久的柳宗元，再次受到排挤，被贬为广西柳州刺史。
柳宗元到任后，发现当地百姓有病不医而迷信鬼神、巫术，滥杀禽畜，致使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禽畜难以繁殖。柳宗元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
针对这种愚昧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主持修复了被焚毁约百年的大云佛寺，利用佛教戒杀的主张和讲究大中之道的教义，引导百姓去掉滥杀牲口的陋习，结果，“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虽然，这是以佛教替代原始宗教的教化手段，但佛教的教化绝不像原始宗教那么愚昧无知，对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时的长寿，名叫乐温，也有柳州这种信鬼不信医的陋习和引起的相同社会问题。长寿的地方官，为此很是犯愁，但又不知所措。正是受到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启发，长寿才以兴建定慧院为契机，实行了一场“以佛易鬼”的移风易俗。
晁公遡《定慧院记》，对定慧院兴建的缘由做了明确记载：
硖中之郡，十有三晋尚鬼而淫祀。若施与黔其尤焉。而涪于二邦为近，故其俗延及于外之属邑，乐温亦然。有疾则谢医却药，召巫师刲羊豕以请于神，甚者用人为牲以祭，不可，则云神所谴，弗置也，即卧不食，俟期以死。世祖传为常，不之怪，而吏亦不能禁。是以一方大蒙其害，民用鲜少，生字不蕃，长吏以下惧焉，夙夜思念所以佐天子理元元之意。因见唐柳州其俗大抵类此，赖刺史柳宗元至，知其民顽，难以训告，因修郡之大云佛祠，设浮图氏之法以竦动之，由是其俗去鬼息杀而稍迁焉。意者浮图氏之法，果可以佐教化也。
原来，长寿老百姓有病则信奉鬼神，“谢医却药”，这种陋习与柳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盛行滥杀牲畜之风，而且“用人为牲以祭”，以致当地“大蒙其害，民用鲜少，生字不蕃”。在今天看来，这种陋习可以说愚昧至极，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长寿，却十分盛行，屡禁不止。
柳宗元“因修郡之大云佛祠”而使柳州民风一变，给长寿的地方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于是长寿也效法柳州的做法，采取“以佛易鬼”的有效措施，兴建寺庙，用佛教的义理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推进社会进步。
因受柳宗元的启发，兴寺庙以疗人心，借教化而正风俗，这就是定慧寺兴建的历史因缘。
曾经的律宗寺庙
人所共知，很长时间以来，定慧寺是传承禅宗的寺庙。可是，南宋之前，定慧寺却是一个传承律宗的寺庙。
揭示出这段历史的人，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晁公遡。南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由中原避难南下、客居夔州路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的晁公遡，因事来到时名乐温的长寿，写下了《定慧院记》一文。文中交待：“今乐温有浮图祠曰定慧，其见以律自名。”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融合，开始演绎为中国化的佛教。从初唐到盛唐，逐渐形成三论宗(又名法性宗)、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天台宗、贤首宗(又名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又名真言宗)，即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
律宗，主要是学习和研究戒律的，由道宣律师(公元596—667年)创立于西安终南山的净业寺。道宣认为，小乘佛教的《四分律》最适合中国国情，遂以大乘教义来解释小乘律典，明其戒体，立其戒相，使律藏得以一统，并为佛教徒生活奠定了规约仪范。就戒条戒相说，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之分。五戒是出家、在家弟子共持的戒;十戒、具足戒是出家弟子的戒。律宗，是讲究修身做人的宗派。如太虚大师所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律宗的观点，人格完成了才能成佛。修身完成了，才能进一步开发内心的光明智慧，而证悟最高的真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戒生定，以定发慧”。这是律宗给予人们的指示，因而也有“修身律”之说。
作为一个重要的佛教宗派，历史上律宗的高僧大德代不乏人。除了唐朝的道宣律师、秀律师，宋朝的允堪律师、元照律师之外，唐朝书僧怀素、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明末的云栖袾宏、蕅益智旭，民国初年的弘一法师，都是精研律宗的著名佛学领袖。
唐朝以来的巴蜀地区，是律宗重要的传播区域。隋朝末年战乱、安史之乱、唐末五代战乱，北方人士纷纷逃往相对安定的巴蜀避难，给巴蜀地区的佛教繁荣创造了绝好机遇。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年满二十之时，在成都受具足戒，并坐夏学律，研究律学，“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玄奘的弟子怀素，不仅以书法狂草出名，而且开创了新的律学，后人称为东塔学，成为中国律宗三大门派之一。怀素晚年，就居住于四川成都的宝国寺。被胡适喻为“中国最伟大的禅师”的唐代著名禅师马祖道一(公元709—788年)，虽然出生于成都什邡，却受具足戒于渝州(今重庆市)圆律师。从中可以看出，唐朝时期的巴蜀，律宗的发达程度确实非同一般。
宋代，律宗有了新的发展。宋代佛教，诸宗融合，倡导禅净合一、净律合一，且佛教戒律出现儒学伦理化倾向。宋真宗赐太平兴国寺“奉先甘露戒坛”的匾额，并立甘露戒坛。随后命天下各寺，广置戒坛，在京师和各路设置戒坛七十二座。在南方，戒坛也兴盛进来。北宋中期以后，律宗的首善之地在汴梁(开封)，但律学事实上的中心仍然在南方的吴越钱塘一带，巴蜀地区的律宗也十分发达。如著名的柳律师，持律苦行，就居于重庆开县的大觉寺。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确为律宗的重要传播区域，南宋之前，长寿定慧寺修行律宗，看来不是个别现象，而应当是巴蜀地区律宗发达的众多例证之一。
律改禅的大变革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定慧寺发生了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革律改禅。从此，定慧寺从弘扬律宗改为传承禅宗。
关于这次重大变革，历代《长寿县志》只字未提，仿佛压根就没有发生过此事。对此，晁公遡《嵩山集》卷五十《定慧院记》，有这样一段记述：
用此以却四方之士，而保其环庐之田，以庇其室，至于长子孙而袭居焉，非徒不能化其民而又甚之也。异时尝见东南持禅那者，为严不与律等。今若易律而禅，求具名德者，令说法齐众以表率之，其于佐教化者宜易也，而涪之民当有劝焉。于是上之即位十二年，郡守得请于朝，命吉祥寺僧了鉴统其徒。
这段十分珍稀的文字，讲述了三层意思。
一则，批评定慧寺借修行戒律标榜自己，有意用严苛戒律把众多信众拒之门外，而寺庙保有众多田产，僧侣因拥有财产而娶妻生子，并子子孙孙继承庙产。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发挥寺庙教化民众的作用，而且比不教化民众反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则，称赞长江中下游一带修行禅宗的寺庙，戒律没有律宗那么严苛，因而参与修持者更多。如果将定慧寺革律改禅，延请道德高尚、精通佛典的住持其间，让其向大众说法，并从行动上率先垂范，这就很容易起到辅佐国家教化民众的作用，对于长寿的民众而言，肯定会有很好的鼓励作用。
三则，定慧寺革律改禅的建议，得到时任涪州知州的赞同，并上奏朝廷，最终获得宋孝宗的朱批，于是从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起，定慧寺由律改禅，并指定吉祥寺住持了鉴禅师，统管定慧寺的僧人，接管定慧寺的佛教事务。
定慧寺的律改禅，并非一个偶然事件，其实是唐末以来禅律相分、禅律相攻、革律为禅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一个缩影。
中国禅宗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唐初佛教虽然号称八大宗派，但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灭佛后，真正最有生命力的是禅宗。禅宗从菩提达摩滥觞，到唐初因六祖慧能大师而最终创立，于是凭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观，“无相戒”的戒律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其学说之诱人，赢得了众多信众的拥戴，其声势之浩大，很快演化为五宗七家，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占据了中国佛教的主流。
律之为用，禅教共持，修行不同，取舍各异，而禅者对传统戒律的态度和认识，与律师的主张迥异。在禅宗看来，佛教戒律不是修禅者必要的或根本的制度，没有必要实行那么严苛的仪轨，这就逐渐形成“禅律相分”的格局。
到了宋代，禅者往往强调直取佛境，直了成佛，“禅律相分”的思想更为突出，转而发展为“禅律相攻”，即在戒律思想和持守理念上的相互攻讦抵制。最终，上升为“革律为禅”，即在寺庙资源的争夺上，禅宗日趋占据上风，把众多律院改为禅院。
继晚唐五代而后，宋代的禅宗已经完全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持定慧寺“革律改禅”的宋孝宗赵眘(音shèn)，不仅是禅宗的信仰者，更是禅宗的庇护者。
定慧寺的由律改禅，是大趋势的直接产物，是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必然结果。这次变革，对定慧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厚重的千年古刹
关于定慧寺的创建时间，历代《长寿县志》均有准确的记载。
迄今最古老的长寿史志明朝成化《重庆府志·长寿县》记载：
定慧寺，在县东一里，宋绍兴间建，洪武间重修。
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载：
定慧寺，治东。宋绍兴中建，明洪武中重修。甲申之乱毁，康熙七年重建。
光绪元年《长寿县志》载：
定慧寺，县东南五里，宋绍兴中建，明洪武时重修。
这三则记载，均言定慧寺始建于南宋高宗之绍兴年间。
历代《长寿县志》关于定慧寺创建时间的记载，不仅影响了长寿，而且也影响了全国。
《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九载：
定慧寺，在长寿县治东，宋绍兴间建，俱本朝洪武间重修。
清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八十八载：
定慧寺，在长寿县东，宋绍兴中建。
清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八载：
定慧寺，在(长寿)县东，宋绍兴中建，明洪武间重修。
因为这些颇具权威性的记载，在很多人看来，定慧寺创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已经是不可更改的定论。
然而，新近发现的证据，不能不让人对这个众口一词的结论提出质疑：定慧寺创立的时间，应当在南宋之前。
这个证据，就是晁公遡的《定慧院记》。该文在记述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宋孝宗下诏同意定慧寺革律改禅、由吉祥寺住持了鉴接管定慧寺时，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越明年，而寺之榱桷板槛之腐挠者，盖甓级砖之夷圮者，鉴皆易治之，其宇日以严饬，其俗有革于旧。
可见，了鉴在接管定慧寺革律改禅的同时，用了大约一年时间，对定慧寺进行了一次大维修，对已经毁坏的设施设备进行了翻修整治，并大力弘扬禅宗的宗风，广泛吸纳信众，庙宇为之一新，修行律宗时的弊病，也随之革除。
既然，定慧寺“榱桷板槛之腐挠者，盖甓级砖之夷圮者”，经过一年之久才得以修复，则说明定慧寺毁损的严重程度，一定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累积。如果定慧寺始建于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到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长不过40年，短则10多年，断不至于毁损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那么，定慧寺的始建时间，是否可能在宋室南渡之前呢?
从晁公遡《定慧院记》关于定慧寺始建直接受柳宗元治理柳州之启示的记载看，定慧寺的始建时间，应该离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不会太久。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距柳宗元辞世已经长达300多年，与定慧寺始建受柳宗元启发的情形，显得不够契合。
到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定慧寺革律改禅为止，定慧寺修行律宗的时间应该相当长久。晁公遡《定慧院记》记载定慧寺的律宗僧侣“保其环庐之田，以庇其室，至于长子孙而袭居焉”，说明定慧寺的僧侣，受宋朝僧侣可以结婚生子习俗的影响很大，寺庙财产实行长子长孙继承制，已经实行了相当长的时间段。
从中国佛教历史看，律宗有寺庙，显然早于禅宗。禅宗创立初期约250年间，禅僧居无定所，有的穴居野外，有的寄住律寺。唐德宗、宪宗时，马祖道一的弟子百丈怀海始建禅居，因为当时江西洪州百丈山禅客云集，百丈怀海不得不专立禅院。《景德传灯录》卷六有这样一段记载：“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于是创意，别立禅居。”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是律宗的发达之地。长寿地处交通大动脉长江之滨，是西蜀到东川、江南到巴蜀的必经之地，文化发展往往得风气之先，定慧寺成为巴蜀地区的早期律宗寺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综合各种因素，定慧寺的创始时间，应该在晚唐到北宋之间，至今应当在1000年左右，称之千年古刹，当属名符其实。
习仪朝贺之所
作为宗教场所，定慧寺的主要功能当然是宗教活动，但并不尽然。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寺观》在记述定慧寺时，特别记下了一句话：“为本县习仪朝贺之所。”
习仪朝贺，究竟何指?对于定慧寺而言，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讲，习仪，是学习训练礼仪;朝贺，指各种朝拜庆贺活动。习仪朝贺，是指为完成各种朝拜庆贺活动而学习练习相应的礼仪。
中国是一个重礼的国度，各种朝拜庆贺，都必须有相应的礼仪。礼仪是朝贺的仪式，朝贺是礼仪的归依。朝贺，其实是一种政治活动，表现的是臣民、下级对皇权和上级的服从敬重，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伦理，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它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凝聚力，极大地巩固了社会统治秩序。
中国的朝贺制度起源甚早。相传，尧舜时已有外族来朝。殷商时期，朝贡制度渐具雏形。周初，形成了以五服制为标志的朝贡义务制度。到秦始皇时，首次使用“朝贺”二字，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
汉代，朝贺制度趋于成型，并制定了相应的朝贺礼仪，对朝贺过程中的言行举止，都有明确的规定。晋代，节日朝贺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仪式比汉代更为复杂。
开元十七年，唐玄宗首开将皇帝诞辰列为节日的先例，此后，唐代皇帝基本都会在生辰这一天接受群臣朝贺。以皇帝生日为节日，行朝贺礼，是节日朝贺制度的重大进展，标志着节日朝贺制度已基本成熟。
宋元时期，节日朝贺制度得到继续发展。
明朝，朝贺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达到高度完备阶段。开国君主朱元璋非常重视礼乐制度，“首开礼、乐二局”。独创了圣贤后裔朝贺制度，并用宾礼相待，体现出明朝尊儒崇教的治国思想。朝贺礼仪有了丰富和提升，洪武时制定了配套的朝贺乐、朝贺表笺式和大宴仪。
清朝继承了明朝以来的朝贺制度，到了晚清才逐渐衰落下去。
古代的朝贺活动，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以皇帝接受朝贺为核心，活动主要有大朝会、大宴会和赏赐;地方上王国、司府州县包括藩属国，都有相应的庆祝活动。
朝拜庆贺活动离不开礼仪。为确保朝贺活动的庄严隆重，必须配套相应的礼仪，于是，学习训练朝贺礼仪，成为提升政治修养、适应政治生活的必修课。以明朝为例，明初洪武年间，在南京朝天宫内建有习仪亭，作为三大节(春节、冬至、皇帝诞辰)前文武百官演习朝拜礼仪的场所，有时也作为官僚子弟袭封前学习朝观礼仪的地方。除了京城有习仪场所外，各个地方也有相应的习仪场所。如陕西安康的报国寺，就是“昔人朝贺习仪之所。”
定慧寺被确定“为本县习仪朝贺之所”，可见其已经具备了某种政治属性，其社会地位之高，远非长寿其它寺庙可以比肩。
长寿佛教的中枢
作为千年古刹，定慧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历来是长寿佛教管理中枢的所在地，其地位之显要不言而喻。
明朝成化《重庆府志·长寿县》，在记述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重修定慧寺时，特别提到“僧会司在焉。”
僧会司，是掌管一县僧尼事务的官设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宗教事务局或佛教协会。设僧会一人，选拔精通佛典、戒行端洁者为之，作为管理一县僧尼事务的僧官。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国家开始设置专门机构管理佛教事务。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时，发生了中国第一次毁佛法难，继立的文成帝则于兴安元年(公元452年)下诏复兴佛教，同时设置监福曹为中央僧官机构，成为中国第一个掌管佛教的专门机构。后改为昭玄寺，统摄诸州的沙门曹与州统、郡统、县统等，并裁决杀人罪以下之僧尼罪犯。
南朝则设僧正、僧主、法主等僧官。隋代改昭玄寺为崇玄署，唐代仍设崇玄署。后改高左右街大功德使、左右街僧录司。宋代鸿胪寺所属有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
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置僧录司，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属置僧纲司，设僧正一人;县属置僧会司，设僧会一人，各掌其属释教之事。由此看来，长寿定慧寺的僧会司，设置时间为明朝初期的洪武十五年。
清朝的佛教政策几乎完全继承明代，并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
建立民国后，中国佛教总会于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佛教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主要领导人有敬安、欧阳渐、谢元量等。中国佛教总会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并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袁世凯以大总统教令形式，颁布《中国佛教总会章程》，并出版《佛教日报》。
随后，各个地方也相继成立了自主的佛教组织。民国二年(1913年)，长寿县佛教会成立，设立于定慧寺。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长寿县志》记载，当时长寿有佛教寺庙240座，庙产田土2741.5亩，和尚1158人，尼姑434人。寺庙和僧尼总数，在重庆居于前列。后来，长寿县佛教会迁移到城内的石佛寺，再迁至北真观，最后迁移到菩提山的金容寺(菩提寺)。
可见，从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定慧寺设立僧会司，到民国二年(1913年)在定慧寺设立长寿县佛教会，至少有500多年时间，定慧寺都是长寿佛教事务的管理中心，承担着长寿佛教发展与管理的重要职能，对长寿佛教事业发展功不可没，堪称长寿第一寺。
定慧寺之所以在至少长达500多年时间里，成为长寿佛教的中枢，与定慧寺的悠久历史和特殊位置，可以说密不可分。既是千年古刹，又是习仪朝贺场所，特别是扼守长江门户，与长寿老县城和商业中心河街只有一溪之隔，定慧寺的这些综合优势，周边的西崖寺、吉祥寺，都是不可比拟的。后来，随着长寿县城由河街迁到凤山，河街的行政、商业功能受到削弱，定慧寺的佛教中枢作用才随之减弱。
庙产兴学的冲击
从以佛代鬼与律宗修行，到绍兴改禅与寺院大修，从宋蒙之战与洪武重修，到甲申之乱与康熙重建，回顾定慧寺的千年历程，可以说历经沧桑。
目前保留下来的定慧寺，主体建筑乃清朝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重建，迄今已经接近350年历史。
几乎从民国建立不久起，定慧寺就从香火兴旺而变得日渐冷清。今天的定慧寺，更是山门损毁，殿宇倾颓，门窗破旧，佛像剥落，匾联残缺，碑碣乱横，香火不再，钟鼓久绝，荒草苔藓满地，民居错杂其间，全无庄严气象，只有冷清萧条，令人不禁嘘唏，顿生兴废之叹。
作为长寿佛教中枢的千年古刹定慧寺，到底何以沦落至此?
原来，清末民初的两次“庙产兴学”风潮，是导致定慧寺由盛转衰的直接原因。
所谓“庙产兴学”，是清末民初形成的勒令僧人还俗、用寺庙产业办学的风潮。清末民初之际，由于部分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对佛教缺乏了解，以及土豪劣绅等野心分子觊觎庙产，乃借兴办新学之名，行吞并寺产之实，造成寺庙财产被损毁、侵占，僧尼被勒令还俗等迫害佛教的不良后果。
第一次“庙产兴学”风潮，以1898年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标志。
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国事日非。为了抵御列强，必须改造教育体系以增强国力，天下需设学堂约万数，但朝廷无此财力。于是，张之洞作《劝学篇》，并上奏朝廷，提出寺庙“其物业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张之洞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一县的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七，僧道仍食其三。在张之洞上《劝学篇》之前一个多月，康有为也向光绪帝建议，把佛寺和道观改建成现代学校。1898年7月10日，光绪皇帝下旨各地，除用于祭祖仪式之外，寺庙悉数改成学堂。这道圣旨，在一些地方得到迅速执行。
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以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的“庙产兴学促进会”和内政部长薛笃弼主持制定的《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为标志。
1928年5月，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上，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主张“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作教育事业经费。”这项议案不仅赢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得到内政部长薛笃弼的首肯。1929年 1月25日，内政部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庙产兴学风潮有了政府的法令依据。1930年12月，邰爽秋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再次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院财产。
与此同时，许多人将反迷信与反佛教简单地等同起来。浙江、江苏、安徽、四川、广东、贵州、察哈尔、陕西、甘肃等地皆兴起了一股没收寺产的浪潮。
当时，新学堂的办理成效与地方官员的政绩相关，官员兴办学堂的数量，已经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四川省，是当时全国毁寺庙办新学最力的省份之一，长寿县更是四川省的办学先进县。长寿县知县唐我圻，上任不到一年，便筹款80余串，设立蒙学80余处，因为“庙产兴学”成绩优异而连续获记三次大功，被作为办学典型而受到《东方杂志》的报道。当然，唐我圻之所以拼命推动“庙产兴学”，除了政绩考核的因素外，还与张之洞的私人亲情有关。因为，张之洞是唐我圻的亲姑父，唐我圻是张之洞的亲内侄。
唐我圻的推波助澜，加快了长寿毁庙兴学的进程。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长寿县有小学堂115所，这些学堂绝大多数都是设于寺庙。1928年，河街、双龙、太平、石堰、万顺等乡镇，都设有高小、初小班。1930年，增设鹿坪、晏家2所高等小学，全县另有初小学校88所。1949年12月长寿解放后，几乎所有小学仍是利用寺庙房屋作为校舍使用。
定慧寺在两度“庙产兴学”风潮中，被迫减少佛事，转而办学。从1913年“长寿县佛教会”设立于定慧寺的情况看，第一次“庙产兴学”风潮，对定慧寺的冲击，似乎不及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严重。据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学校》记载：1929年，河街共有七所初级小学校，定慧寺是其中之一。到1931年，将七校并为一所初级小学校，办学地点仍在定慧寺。1947年2月，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与中国火柴原料厂联合，以定慧寺原有的初级小学校为基础，成立员工子弟小学校，起名保育小学，占用校舍二间，学生多时达150人。
有专家研究，清末民初的两次“庙产兴学”风潮，引发了逐僧毁寺的汹涌狂潮，对于佛教的毁灭性打击，远远超过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
固然，对于“庙产兴学”风潮的利弊得失，可以任人评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两次“庙产兴学”风潮的摧残，定慧寺断然不会沦落成现在的残破和萧条，响彻万里的定慧鸣钟，也不会成为长寿人挥之不去的遗憾记忆。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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