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清迷云

礼清迷云

始皇礼清，有两大典型事件。一是客之，给予巴寡妇清“礼抗万乘”的特殊礼仪规格;二是“为筑女怀清台”，对巴寡妇清大加表彰，树为时代楷模。

对巴寡妇清而言，这是传奇人生的巅峰;对秦始皇而言，这是用心良苦的举措。无论对巴寡妇清还是秦始皇，这都是一个奇迹。

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或者说，巴寡妇清到底凭借什么，获得了秦始皇不同寻常的垂青呢?然而，这个问题的原因似乎总是云遮雾绕，扑朔迷离，至今依然众说纷纭。

非浪漫的离奇故事

谈到秦始皇与巴寡妇清的关系，人们总喜欢用惯性思维去推想：

一个皇帝，一个寡妇，皇帝把寡妇捧上天，其中必定有浪漫离奇的故事。

不过，历史往往用严肃的态度和人们开玩笑。秦始皇与巴寡妇清的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而是别有深意存焉。

传统的观点认为，秦始皇褒奖巴寡妇清的深层原因，是巴寡妇清守寡未嫁的贞洁。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依据，那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的记载。按照一般的传统解释，“贞妇”，就是坚守贞操、夫死不嫁的女子。巴寡妇清夫死不嫁，似乎恰好符合这个标准。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实行一系列强化统一的措施，针对各地民风乡俗伦理道德各异情况，特别注意整饬风俗，统一伦理道德规范。公元前210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的《会稽刻石》中有“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的训诫。秦始皇筑女怀清台，目的是要把巴寡妇清树立成道德楷模来引领社会风气。

有专家强调，秦始皇树立巴寡妇清的贞妇形象，与当时的伦理风俗有关。无论是秦国，还是已经统一的东方六国，从宫中到民间，都盛行淫乱之风。这种情况，从各种史书的记载和《诗经》、《楚辞》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够反映出来。秦始皇如此强调妇女的贞节，除了整饬风俗外，还另有其心理原因。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早寡，与吕不韦通奸多年，又与缪毒淫乱，甚至引发“蕲年宫政变”，危及皇位。秦始皇痛恨太后的淫乱，制定了许多严惩淫乱行为的法律。巴寡妇清既没有改嫁，也没有招赘，完全符合秦始皇提倡的伦理道德要求，自然要受到褒奖。

然而，细细品读《史记·货殖列传》“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一段原文，则发现这种解释很难立脚。“清，寡妇也”，这是太史公对巴寡妇清的赞叹语，意思说巴寡妇清不过是一个身份平平的寡妇，却“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实在是很了不起。紧接着就说“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与前句构成一对因果关系，表明秦始皇认可巴寡妇清为“贞妇”的原因，与夫死不嫁无关，而与用财守业的壮举有关。

要破解这个疑点，关键要从“贞”字入手。《说文解字》说“贞，卜问也”。贞，作为动词，是一个会意字，从卜，从贝(甲骨文作“鼎”,后省改为“贝”)，本义为占卜。鼎本是食器，这里表火具，即用火具而卜。作为形容语，贞，假借为“正”和“定”，有端方正直、意志坚毅之义。诸葛亮《出师表》“此悉贞良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就是用的这个含义。

贞，作为夫死不嫁的道德标准进行提倡，是很多晚的事。先秦文献虽已出现“贞女”的记载，但寡妇改嫁却没有严格限制，相反还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汉代习俗，妇女再嫁现象并不鲜见。唐代思想观念开放，对妇女的贞节观念相对宽松，离婚改嫁之风盛行。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夫死改嫁受到严格的道德约束，贞节观念明显强化。

“贞”的含义及其演变已经探明，则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的真相，显然是不可断定为夫死不嫁之贞洁说的。

商人地位异常抬升

关于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的原因，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答案。

郭老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指出，秦国从商鞅变法直至吕不韦当国，奉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然而，秦始皇执政以后，除继续重农外，也越来越有了重商的倾向。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载巴寡妇清时，还同时记载了另外一位经商致富的商人：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繒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乌氏(zhī)是分布在今天甘肃省平凉县一带的少数民族。乌氏倮是一个因经商致富而受到秦始皇常识的典型代表。他的盈利模式很简单，就是养殖马牛，换成奇珍异宝和丝织品，暗中献给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结果这个少数民族首领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马牛偿还给他，马牛的数量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秦始皇诏令乌氏倮地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

在郭老看来，这是秦始皇重商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亦当作如是观。这与太史公“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的感慨，似乎如出一辙，可以说君子所见略同。

实用主义政治策略

用重商说来解析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的原因，依然受到质疑。这种质疑，是从对秦始皇礼遇乌氏倮的案例解剖开始的。

成都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谭平先生，在《论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之谜底》一文中，从解剖秦始皇礼遇乌氏倮入手，对始皇礼清的重商说提出质疑。

“重农抑商”是中国法家政治的根本理念。法家把农业、农民为力量源泉的耕战，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私营工商业的崛起，其从业者的富裕、荣耀将严重影响和动摇耕战者的地位，因此与之水火不相容。

由于受法家学说的深刻影响，秦国为完成统一大业，始终坚持先军政治的治国理念。自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抑商”的政治主张在秦国和秦朝历史悠长，根基牢固，影响深远，大秦帝国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按照法家学说的治国理念精心设计的，而且几乎收到了战无不胜的效果，因而到秦始皇执政时，这项基本国策没有任何动摇。

著名的琅琊刻石，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幸天下时所刻，可以视为秦始皇的施政大纲。石刻文字明确表述“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重农抑商的国策昭然若揭。而石刻文字对于是否放宽对工商业压抑、限制，却没有任何相关表述。

既然，秦始皇重农抑商国策未变，也并不喜欢巨商大贾，为什么 “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乌氏倮礼遇有加呢?

谭平教授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解释。在他看来，秦始皇给乌氏倮很高地位，是和戎和获取战马的需要。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春秋至秦朝的巨商大贾有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七人。其中，春秋时期二人，战国时期三人，秦朝二人。很有意思的是，前面五位都出自华夏轴心国家商业活动中心区，而秦朝的两位乌氏倮和巴寡妇清，都出自于秦的边缘地区，一在西北，一在西南，都不是法家所担心的那种能够对本业构成明显离散、动摇作用的一般商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武装力量强大，但对付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以及平定南方蛮夷的叛乱，却并非一帆风顺，修长城、凿灵渠，是其明证。起自西戎地盘的秦朝，对于彻底用武力征服蛮夷戎狄的艰难程度久有深刻认识。正因为如此，不妨从和戎策略角度审视秦始皇对乌氏倮的礼遇原因。尤其是，不管是统一六国之战，还是对抗北方匈奴铁骑之战，大秦帝国的军队对战马都有巨大需求。一个最能为帝国战争机器提供急需战马的少数民族商人，能够得到秦始皇的特殊礼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谭平教授对秦始皇礼遇乌氏倮的原因分析，说明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也并非是因为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调整，而是基于某种需要的实用主义原则在发挥作用。

如果说，秦始皇礼遇乌氏倮是出于和戎之策和战马之需，那么，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基于什么特殊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