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历史的机缘巧合，《红岩》与长寿湖结下了永远难以割断的缘分。对于《红岩》小说而言，长寿湖既是催生地，又是创作地。而这其中，太极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难怪，太极岛有“红岛”之称。
《红岩》的封面故事
在共和国的文学记忆中，《红岩》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
长篇小说《红岩》，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书籍，被称为共产党员最生动的教科书。小说主要叙述的故事是，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共产党员在渣滓洞中，敌人为了得到口供，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但在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前，敌人却是一筹莫展，一败涂地。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江姐、彭松涛、许云峰、孙明霞、成岗、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和反而人物甫志高、徐鹏飞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岩》自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印刷60多次，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已经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小说。
《红岩》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改编为电影、电视、话剧、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歌曲《红梅赞》等，更是广为传颂，家喻户晓，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悬崖峭壁之上，一颗高大的古树，虬干挺拔，枝叶繁茂，傲然立于天地之间，任凭狂风猎猎。
这是《红岩》的封面插图。“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这首咏竹石的名诗，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与《红岩》的封面插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这个插图取材于哪里，很多人并不知道。原来，这个插图取材于长寿湖。
登上太极岛的制高点凤凰岭，眼底是长寿湖湖面，对岸是大坪岛的鹰嘴岩。鹰嘴岩，原为长寿湖镇大坪村四组，现在大坪村与回龙村合并后，改为长寿湖镇回龙村一组。
这鹰嘴岩，是长寿湖上的著名景观，是来往船只的必经之地。抬眼望去，悬崖壁立，突出于大坪岛上，形状如同老鹰的利嘴，下临长寿湖航道，崖畔一颗苍老的古树，时有成群的老鹰盘旋栖息其间。鹰嘴岩的形态神韵，与《红岩》封面插图如出一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一种巧合，还是别有深意。
其实，《红岩》封面插图，既有象征意义，也有纪念作用。
封面的构图，具有特殊的用意，象征着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理想，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勇于牺牲的高尚品德。读者手捧《红岩》，从封面上就可以读出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
封面的构图，似乎记录着《红岩》创作的艰苦年代。长寿湖是《红岩》的孕育诞生之地，当年名叫高峰岛的太极岛，是《红岩》的重要创作地。与太极岛一水之隔的大坪岛鹰嘴岩，曾经见证了《红岩》的创作过程，又给创作者提供了灵感源泉。将长寿湖上的鹰嘴岩景观，放到《红岩》的封面插图上，显然隐藏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记忆。
《红岩》的酝酿过程
《红岩》署名作者为罗广斌、杨益言，还有一位参与创作的实际作者刘德彬。
《红岩》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酝酿过程。
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都是重庆解放前夕从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脱险的革命志士。重庆解放不久，他们都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负责对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按照重庆市委的要求，他们三个人就开始共同编写关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的历史材料，又共同成为在四川各地频频举办报告会的报告人，并逐渐形成一个以罗广斌为首的是三位一体的工作小组。
1950年7月，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圣洁的血花——记97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三人名义发表的作品，文章被《新华月报》全文转载。
1956年3月，刘少奇连续两次对文化领域发表谈话，专题谈到组织青年业余作家写作的问题，要求作家协会要帮助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人写作，给他们创作时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得到了这个信息，希望能够拿出一个“大东西”来深度开发和利用他们的革命经历，从此，三个青年人鼓足了勇气开始进行一件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写小说。
1956年10月，三位从单位获得创作假的年轻人开赴重庆南温泉，集体创作长篇作品《锢禁的世界》。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临时组建的写作小组带有局限性，写出的稿子不免松散、粗糙，互不相连的素材片段缺乏可读性。这部油印稿虽然很不成熟，但其中一些章节在报刊上的发表却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1958年2月，他们三人的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第6期发表，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读者们纷纷来信要求内容再多一些，篇幅再长一些。于是，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推出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增写稿《在烈火中永生》，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印数很快超过百万。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创作，在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同时，更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高度重视。
《红岩》作者下放长寿湖
1954年8月1日，狮子滩电站工程开工，龙溪河上建成拦河大坝，到1956年10月1日，狮子滩电站开始蓄水发电，于是形成了今天的长寿湖。
1957年2月，毛泽东一再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
1957年10月，重庆市委、市人委决定，在长寿湖建立下放干部劳动农场，作为重庆市级机关党群系统干部下放劳动的基地。当年12月底，市委决定，卢子英、向洛新担任长寿湖农场正副主任，带领11名干部前往长寿湖组建农场，罗广斌随同前往。
1958年1月，编制出《重庆市长寿湖农场1958—1967年生产规划(草案)》，提出长寿湖农场的发展目标为：“以渔业为主，积极发展果树生产，大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做到粮食自给自足，并适当发展生猪及其它经济林木等多种经营，使本场逐步成为一个综合性农场”。
长寿湖农场规划形成后，大批量下放干部开始。1958年2月6日，重庆市总工会、狮子滩水电工程局等单位下放干部220余人到达农场，这是下放长寿湖的第一批机关干部。《红岩》作者之一的刘德彬，作为这批下放干部的一员，也来到了长寿湖。同年3月10日，下放市级机关干部增加到702人，另有“右派分子”23人。4月30日，已经有32个单位下放干部，下放人员增加到871人。8月，以长航局下放干部为主的通江农场600余人，转入长寿湖农场。
不到一年时间，1000多人的浩大队伍来到了长寿湖边，面对的却几乎是一片蛮荒。就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农场党委提出响亮的口号：“变水库为鱼海，变荒岛为绿洲”、“特产赶江南，风景赛西湖”。
1958年3月7日，就在周总理看望下放干部的第三天，第一批下放长寿湖的220多项式名干部，开赴湖区安营扎寨，成立了三台、瓦银坳、同兴、高峰4个农业生产队和采石场农业生产队。
1958年4月，成立以罗广斌为书记的长寿湖农场团委，下辖9个支部，高峰岛支部是其中之一。7月，罗广斌担任农场党委委员兼渔业分场场长。在罗广斌倡议下，将渔业分场的试验室加以充实，提升为重庆市水产研究所。本来，罗广斌对渔业一窍不通，事隔不久，他却很快地变成了养鱼内行，推翻了过去国内外专家认为草鲢鱼不能在内湖繁殖的结论，取得了重大渔业科研成果。
不过，下放长寿湖的罗广斌、刘德彬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长寿湖接受创作小说《红岩》的任务。
《红岩》催生在长寿湖
1958年10月，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赴四川考察共青团工作，同时也给出版社组织稿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向他推荐了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小说线索。
朱语今随即赶到重庆文联，拿到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创作的《锢禁的世界》油印稿，于是果断拍板，决定约请三位作者创作长篇小说。
朱语今派随行人员向三位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当时是重庆团市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朱语今)提出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杨益言不敢答应，他说：“我们从来没写过小说，也没有这想法，这得和老罗、老刘他们商量。”
此时，罗广斌和刘德彬已经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知道这个情况后，朱语今一行在杨益言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了长寿湖。
秋天的长寿湖，波平如镜，凉风习习。傍晚，他们乘着一叶小舟，从大坝附近启航，泛游在平静的长寿湖上，向着太极岛方向驶去。船到太极岛水域，左边是茂密的凤凰岭，右边是孤峙的鹰嘴岩，头顶正好一轮皓月当空，罗广斌正在激动地讲述他们写作的经过。
原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都是从中美合作所脱险的幸存者，总觉得有一种革命责任应该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写出来。但是谈到写长篇小说，他们还是望而却步，认为那是高不可攀的事。
朱语今很动情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干部，天天动员团员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自己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这似乎是团中央的领导对三个地方团干部下达的任务。
就在这个难忘的月白风清之夜，在太极岛与鹰嘴岩之间的长寿湖上，因为朱语今的热情鼓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终于接受了创作《红岩》小说的任务，《红岩》的创作从此紧锣密鼓地展开。
太极岛上创作忙
朱语今和杨益言离开长寿湖后，罗广斌就同刘德彬一道，于1958年8月底，乘船前往当时名叫高峰岛的太极岛。
高峰岛，是长寿湖渔场的一个农业队，环境清幽，少人打搅。当时，罗广斌担任长寿湖渔场的团委书记，高峰岛上的团支部恰好归他领导，与岛上的同志早已熟悉，来去比较方便。罗广斌和刘德彬在凤凰岭附近找到一间破旧的农房住下来，着手讨论写作思路和创作提纲，并开始了初期的创作。
朱语今从长寿湖回到重庆市，向分管团的工作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作了汇报，肖泽宽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经过三位常委的认真研究，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并指定由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
1959年2月，罗广斌、杨益言经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而此时，刘德彬已被错划为右派，没有得到批准参与创作。
尽管罗广斌日夜忙于写作，但他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关心和领导长寿湖渔场的工作，他经常往来于重庆与长寿之间，做到了创作与工作兼顾。
1959年4月，在罗广斌的直接支持下，长寿湖水产研究所从广州引进非洲鲫鱼。年底，罗广斌指示研究人员做好非洲鲫鱼的越冬试验，并经常深入一线了解进展情况，当试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亲临现场鼓励大家：“科学实验可能失败，但不要怕，只要坚持，就能出成果。”最终，试验取得了成功。
尽管在写作过程中，罗广斌仍然担任着长寿湖渔场场长的领导职务，但罗文斌并没有因此而影响《红岩》的创作。在长寿湖，每当工作安排妥当、有了空闲之时，罗广斌就乘船赶往太极岛，躲进那间农家小屋，进入到自己的小说世界。
1959年秋天，罗广斌、杨益言写出了《禁锢的世界》的第二稿。
1960年夏天，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参观，在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里，他们浏览了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猛然醒悟了他们的小说的症结所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说没有和革命大形势结合起来。
1960年冬天，罗广斌和杨益言开始了紧张的再创作工作。罗广斌当时住在太极岛的小屋里，四壁透风，没有火烤，食物不足。他常常只身一人呆在这间小屋里彻夜工作，每天惟一的晚餐就是一个馒头。罗广斌就靠着这个馒头拼到天亮。这个冬天，他开始急速消瘦，他们的小说却在飞速的进步。
1961年1月，罗广斌、杨益言把重新构思、修改过的《禁锢的世界》第三稿寄到了北京，随后最终确定小说定名为《红岩》。
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问世，受到全社会广泛而持久的欢迎。
《红岩》小说的创作，从长达近十年的酝酿，到不足三年时间创作完成正式出版，这次飞跃，是从长寿湖之夜那只小船上的决定开始的。作为《红岩》的第一作者，罗广斌的写作任务，很多都是在长寿湖太极岛上完成的。这也许是长寿湖和太极岛对《红岩》的最大贡献。
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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