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诗词最早最大的源头,它的题材十分丰富,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几乎奠定了中国旧体诗词全部题材的基型。《诗经·王风·黍离》就是其中丧乱诗的冠冕之作。
也许,对于好多人来说,丧乱诗是个陌生的话题。毕竟,天下承平日久,人们过惯了安宁日子,对历史上曾经遭遇的丧乱岁月,或多或少有一些集体失忆。可是,翻开中国历史,这个民族经历的丧乱之痛,实在是数不胜数。如果,在享受安宁幸福的间隙,回顾一下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历史片段,或许可以给人们一点居安思危的警醒。
《王风·黍离》,是《诗经》中传颂已久的名篇,它的娓娓叙述,宛如一幅一幅悲伤哀怨的电影画面: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诗,属于《诗经》中的《王风》。王风,即王畿的诗歌,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王畿,指以洛阳为中心由东周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当于当时的首都地区。
周朝(前1046—前256年)存在的时间,将近八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国祚最长的朝代,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周朝分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建立,定都镐京(宗周);东周由周平王迁建,定都雒邑(成周)。东周,包括整个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与战国时期(前476年—前221年)的绝大部分时间。西周从周武王攻灭商朝建国,到周幽王亡国,将近三百多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西周后期,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次年,继位后的周平王将京都从宗周迁至东边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是为东周。
汉人毛亨和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毛诗序》,曾经这样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东周建立后,作为西周故都的丰镐一带(今西安西南沣河两岸,西称丰京,东称镐京),宫殿夷为平地,到处种上庄稼。这种巨大的盛衰之变,对于重回西周故地的东周人士而言,无疑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这首《王风·黍离》,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典故“黍离之悲”,专指亡国之痛,就是对这首诗主题的最好概括。
本诗的第一段,写作者从东周而回西周旧京,见到“宫阙万间都做了土”,满眼是茂密庄稼,因而受到极大刺激,联想到国破家亡的伤痛,而发出呼天抢地的哀号之音。黍,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子实淡黄,去皮后称黄米,米粒比小米稍大,煮熟后有黏性。离离,一般解释为繁茂,欠妥,当指子粒繁多而饱满下垂的样子。稷,一指谷子,一说高粱,皆黍的变种,子实黏性不及黍。稷为百谷之长,因此帝王奉稷为谷神,与土神合称社稷,象征国家。彼稷之苗,“之”是稷的复指代词,因而相当于“彼稷苗”,苗作动词,即长出新苗。行迈,可以简单理解为行走,但行与迈的含义是区别的,行是按正常节奏步行,迈是抬起腿来跨步走。靡靡,一般解释为迟迟、缓慢的样子,欠确切,当是指受到刺激而心灰意懒、欲行不行的样子。行迈靡靡,表现的是情绪低落,慢行或者疾行都不由自主而徘徊不定。中心摇摇,是造成“行迈靡靡”的原因,中心,居中之心,即心中。摇摇,情感受挫,心潮不平,若有所失。“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意思是说对于我之“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理解原委的人,会说我是为国而忧,不理解的人,会认为我别有所图。这表面看是在埋怨人家不理解,其实,这是在委婉地批评那些久居东周的人,已经忘记了当年的亡国之痛。“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是作者的呼唤:广大无边的上苍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这亡国灭家的悲剧结局,到底是谁造成的呀?是自己造成的吗?是异族入侵造成的吗?显然,这是在提醒东周的肉食者们,要汲取历史教训,引以为戒,绝对不可重蹈覆辙!
诗的第二段,与第一段主题完全相同,只是有细节的差异。彼稷之穗的“穗”,作动词用,指谷子正好抽穗。中心如醉的“醉”,是说内心痛苦,如同喝酒醉了一样,精神恍兮惚兮,痛苦得几近麻木。同样的结尾“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继续对苟且偷安者提出批评,对忘记历史教训者提出忠告和警示。
诗的第三段,沿袭前二段的主题,在细节上做了进一步的升华。彼稷之实的“实”,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谷子成熟,累累下垂,与前面彼黍离离的“离离”相呼应。中心如噎的“噎”,原意为食物塞住咽喉,一般解释指哽咽,其实,不如理解为作者对西周灭亡的深刻教育,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后面的六句重复,是对“中心如噎”这一情绪的细化和强调。
以景起兴,借景抒情,以情带景,情景融合,是本诗的主要写作方法。每一段都从黍稷的长势写出情绪的变化,因这里的黍稷不是一般庄稼,它的出现乃基于一个强大王朝的衰落,分明含有某种政治色彩。三段之中,反复出现“行迈靡靡”,用脚步欲行不行的迟疑,来反映出内心的沉痛怨艾,显得特别有画面感。接着,作者连续三次提到“知我者”和“不知我者”,对世人的冷漠无情提出批评。最后,连续三次发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质问,大有追责警示之意。
由浅入深,由弱到强,层层递进,步步进逼,是本诗宣泄情绪的独特方法。出现的景物依次是“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实”,与农作物先有苗、再有穗、最后有颗粒的生产过程暗合。而作者沉痛之情也依次由“中心摇摇”,到“中心如醉”,再到“中心如噎”,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痛苦。
在叙写语气的安排上,本诗的讲究可谓匠心独运。“彼黍离离”与“行迈靡靡”,反复三次出现,显然有突出强调的用意,而“离离”与“靡靡”隔句押韵,不仅读起来一气呵成,而且所押韵脚的读音,更有一种如泣如诉的伤心之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连续六句,全是抒情语,一而再,再而三,不仅情绪得到渲染宣泄,而且收到了一唱三叹的效果。
关于本诗写作的因缘,前面已经提到是东周大夫出差到西周故都,见宫室之毁,而兴黍离之悲。但这个解释只说对了一半,即只说出了写作此诗的直接原因,或者说表面原因。而此诗写作的更深层原因,是出于对东周王朝权威的隐忧,因而借题黍离,以古讽今,提醒东周君臣,汲取教训,免蹈覆辙。当年西周一统江山,全国上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东周后,高岸成谷,深谷为陵,礼坏乐崩,天下无道,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了春秋后期,列国争雄,战乱不断,更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状况。从西周到东周,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早已不复当年气象,以至现出诸侯问鼎轻重的挑衅行为,东周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了。
中国的诗歌,往往与政治相关。黍离之作,从题材上看是丧乱诗,从内容上看则是典型的政治诗。《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作为政治色彩极浓的丧乱诗,《黍离》无疑是亡国之音,既有对已经亡国的伤悼,更有对即将亡国的殷忧。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考察,作为丧乱诗的典型代表,黍离一篇,堪称千古伤心之祖,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深远影响。战国末期,有屈原《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的怨情和《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的悲鸣。东汉三国之际,有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记录;有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揭露;有蔡琰《悲愤诗》“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的控诉。唐朝安史之乱,有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羌村》、《北征》、《石壕吏》、《无家别》等。南宋之初,有姜夔《扬州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的悲怨;有陈与义《伤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的痛诉。明清之际,有顾炎武《秋山》“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的惨烈。抗战期间,有陈寅恪《忆故居》“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的忧思;有缪钺《念奴娇》“十六燕云瓯脱地,赢得伤心无数”的感叹。
2015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