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寺僧知多少

正如菩提树原来并不叫菩提树一样，菩提山原来也不叫菩提山。因为菩提寺的建立，才有了菩提山的名号。

目前已知菩提山最早的一次重建，是在明朝的第五个皇帝宣宗宣德年间，即公元1426—1435年之间。据此可知，在这之前菩提寺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因为战争的破坏，才僧去寺毁。如果做个大致的推测，菩提寺的建寺历史至少有800年，甚至更长。

在保守估计的800年间，虽然寺庙时兴时毁，但不管怎么说，住持菩提寺的僧人，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是，绝大多数菩提寺僧人的名字已经隐没在历史的苍烟落照之中，目前我们已知的菩提寺僧人实在是少得可怜，不过寥寥五人：智德、大德、嵩源、能玉、刘吉成。

智德禅师在菩提寺的存在，长期以来并不为人们所知。直到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重庆府志·长寿卷》的发现，才让人们知道这位大德的贡献。书中记载菩提山上“有菩提寺基”，并载菩提寺宣德初年(当有公元1430年之前)曾由“僧智德重修”。尽管，我们对智德禅师的行谊已经无从了解，但从重修菩提寺的功德看，这位大师的地位与影响，定是非同寻常的。

智德禅师重修菩提寺，一百多年后，大智禅师则出于多弘扬菩提圣灯的考虑，邀请匠人用铁棒作为菩提圣灯的灯架，让圣灯的基座变得更牢固。大智禅师是何许人，生活于什么时间段，现在已经无法详知。但从为菩提圣灯安装铁柱的主意来看，大智是个有想法、有魄力的住持。固然，以灯示法传法，建立菩提圣灯，并非大智的发明，但

大智改木棒为铁柱，对菩提圣灯的品牌无疑是个很大的提升，可谓功莫大焉。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后期，大约300年间，菩提山的香火堪称炽旺。虽然，我们从明清时代有关题写菩提山的诗作中，可以见到不同僧人的影子，可是，却没有一个住持高僧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直到清末民初，嵩源法师住持菩提寺，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嵩源法师，俗姓张，涪陵人，早年出家天宝寺，大约1895年左右，长寿知县曹钟彝(江苏江阴人，曾任泰安知县)，以其能守戒(佛学高深)，聘请住持菩提山的菩提寺。嵩源住持菩提寺后，岁时传戒(佛学戒律)，培修殿宇，整治环境，寺中变得花木浓荫，景色幽静，吸引了更多的信众，也引得文人雅士前往游览进香。特别是当时的长寿名人李滋然、李鼎禧、钟文鼎等，都与他多有交往，并有诗作相赠。嵩源圆寂逝世时，县人王培祚撰写挽联吊唁：“我愧东坡登临少佛印;君归西土解脱即如来”，此联以苏东坡好友、镇江金山寺住持佛印法师作比，甚赞嵩源大师的无量功德。钟文鼎则为嵩源禅师的墓塔记了好几首诗，其中一首称：“法身成道岸初登，九品莲花最上乘。应与远公埒声份，青山高卧六朝僧。”此诗喻嵩源禅师的德行如同九品莲花的第一级，高度赞扬其功德就像东晋庐山名僧慧远一样。

昔日菩提寺庙大业大，约400亩山寨均附于寺，庙产上千石田土，10多家佃户住在庙上。常住十方僧众，僧人多时数十人。然而，清末民初的乱象，导致菩提寺的日渐寥落，佛像虽甚庄严，屋房已多渗漏，山中林木复为驻军伐尽不胜，菩提寺从此一蹶不振。

解放前，菩提寺的最后一任住持，法号能玉，原籍河南新乡，流落到菩提寺，在恶劣的环境下苦苦支撑。解放后，菩提山难以为继，能玉法师就只身去了重庆的罗汉寺，最后圆寂于罗汉寺。有记载说，能玉法师离开菩提寺临行前，曾经诡说菩提托梦：“说我们都要走了。”听闻此语，能玉法师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离开菩提寺，实在是无赖之举。

能玉法师一走，菩提寺再也没有住持，只剩一园破庙。从此，僧人大量出走，有的干脆还俗，最后只留下一个叫刘吉成的和尚，继续留在庙里，看守残存的庙产。由于菩提寺复建无望，刘吉成感到无力回天，最后也孤独地离开菩提寺，来到菩提山脚一个叫胡家沟的地方，蓄发还俗，入赘为婿。

菩提山堪称千年古寺，曾经修行于斯的僧侣当有数百之众，然而目前留下姓名的不过寥寥五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期待当世学者，能够发现新的史料，让更多菩提寺僧，重新为人所知。

2013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