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定㬊渊对故里文风之沾溉

谯定㬊渊对故里文风之沾溉

李永明

古往今来，一个地方的文化名人往往被奉为当地的文化标杆，并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谯定、㬊渊对故里文风的沾溉，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一、谯定㬊渊之籍贯小考

谯定的籍贯，除《宋史·谯定传》记载为“涪陵人”外，还有“涪陵谯天授”、“涪陵谯先生”、“涪陵人谯定”、“涪陵处士”、“涪陵居士”、“涪陵先生”等说法。

需要注意的是，宋朝的涪陵，既指管辖涪陵(今涪陵)、乐温(今长寿)、武龙(今武隆)三县的涪州，又指涪陵县，即今天的重庆市涪陵区。

谯定的准确籍贯，不在宋代的涪陵县，而在涪州的乐温县玉溪里(今重庆市长寿区万顺镇境内)。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四记载：

谯定，字天发，涪之乐温县玉溪人，自号为涪陵居士。

稍晚，朱熹的侄子兼弟子祝穆在《方舆胜览》卷六十一中记载：

皇朝谯定，字天发，乐温县玉溪人。深于易，自号涪陵居士。

宋末元初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四记载：

谯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乐温县玉溪人。深于易学，隐青城大面山中得道。

那么，宋代的乐温县玉溪位于何处呢?乐温县于明初改名为长寿县，乐温县之“玉溪”，自然即长寿县之“玉溪”。明朝成化《重庆府志·长寿县志》记载，长寿当时有“二十四里”，其中之一即“玉溪”，而玉溪里“在长寿县西北七十里”。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山川类》载:“玉溪，治西七十里”。玉溪，是今天大洪河的旧名。玉溪里，即今天的重庆市长寿区万顺镇境内。

㬊渊与谯定为同乡，亦为今重庆市长寿区人。㬊渊的籍贯，正史没有记载。但在长寿的所有旧县志中，说到古代长寿名人，总是把㬊渊与谯定相提并论。

明朝正统十一年(1446年)长寿县教谕朱经《重修庙学记》载：

乐温乃圣师眷顾之地，故昔多闻人达士，谯君最其尤者，中朝士大夫靡不加敬，至刘元诚谓不意穹壤之间而有兹人。其次则若北岩㬊君，受学考亭得圣人不传之妙。

明朝成化《重庆府志·长寿县志·人物》载：

㬊君，号莲荡，尝受学考亭，得圣人不传之妙。

谯定，字天发，绍圣间与程伊川诸贤注易于涪陵钱柜山，时人号为四贤。

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在收录记载谯定、㬊渊时，有这样一段说明：

长寿自宋熙宁迄元，归并涪州，故人物多载涪陵古志。今考名儒如谯定、㬊渊、贾长卿辈，所居属境内者方为编入，非因小邑荒陋，借材于楚也。

可见，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的编纂者，对谯定、㬊渊的籍贯经过了严格考订，绝非“借材于楚”。

关于㬊渊籍贯的准确地点，《宋元学案》卷六十九《㬊莲塘先生渊》载：

㬊渊，字亚夫，号莲塘，涪陵人。西晋中郎将㬊靖之后，世居襄阳，后徙居蜀，家涪坪山。

而清朝中叶著名学者张澍《蜀典·㬊氏》记载：

楚公族有㬊氏，宋有㬊渊，字亚夫，号莲荡，晋中郎将㬊靖之后，世居襄阳，后徙蜀长寿之涪坪山，受学于朱子。

此外，民国《涪州志》卷十一《人物志一·乡贤》亦载㬊渊“家长寿之涪坪山”。涪坪山，是长寿的一个旧地名，今已不可考。而从长寿旧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看，㬊渊极有可能与谯定一样，也是玉溪里人。

明末曹学佺《蜀中广纪》卷十八载：

玉溪里，在县西八里，宋贤谯定天发，㬊渊亚夫所居也。谯学于伊川，㬊学于考亭。

据此，玉溪里同为谯定、㬊渊所居之地。

光绪元年《长寿县志》载：

县西七十里㬊子山下，前临玉溪，宋儒谯定、㬊渊讲学于此，今有祠。一云，即渊宅故址。

㬊子山，“以宋儒㬊亚夫得名，地近邻水界”。光绪元年之长寿治图，特别标明㬊子山就在玉溪里。经实地考察，㬊子山位于长寿区万顺镇四重村曹家岩组王东庵湾附近的高坡上，一峰兀立，视野开阔，遥山近水，尽收眼底。山顶有石径通达，离村级公路大约200米。祠堂旧址犹存，两块已经残缺的石碑，表明此祠堂确与谯定、㬊渊有关。一块石碑保留着“一日至”，“召为崇政”，“窭甚一中”，“山蜀人指”等字，这显然是记述谯定的石碑。一块石碑上面保留着清晰的“㬊”字，显然是记载㬊渊事迹的石碑。

而㬊子山即“渊宅故址”的说法，颇值关注。㬊渊之所以讲学于此，当与此地是其故里有关。古人有仕途不畅，就回乡教馆的传统。㬊渊从朱熹学成归来，因受朱熹被打压的牵连，长期不得重用，回乡教学，乃情理中事。

而另外一个民间传说，也绝非空穴来风。很早以来，洪湖、万顺一带就流传着㬊老爷和谯夫子的故事。相传很早以前，有个姓㬊的大户人家，当家的叫㬊老爷。谯夫子曾经是㬊老爷的下人，在一个水井中发现了两个小金人(娃娃鱼)。谯夫子奉命将两个小金人捞起，交给㬊老爷后，就到成都买菜去了。㬊老爷趁谯夫子外出的时候，就将两个小金人用蒸笼蒸熟，把肉全部吃了，谯夫子从成都回来，只剩下一点残汤。不久，㬊老爷因贪婪而死，谯夫子却成了仙人。这个故事提到的㬊老爷，显然与㬊渊的家族背景有关;至于谯夫子到成都买菜的说法，则与谯定晚年隐居青城山的记载，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由此看来，㬊渊与谯定，极有可能都出生于乐温玉溪的书香世家。

二、谯定㬊渊与涪州学派

涪州学派，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学派。这是一个以程朱理学为宗旨，以易学为特长，以涪陵北岩为基地，学者群体庞大，影响及于全国的理学支脉，起始于北宋末年，兴盛于整个南宋，存续时间接近二百年。

谯定是两宋之际儒释道三教融通的理学家，也是象数与义理兼长的易学大师。史载其“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又从南平(今重庆市南川、綦江一带)郭曩氏研读象数易学，后往河南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学习义理易学，晚年栖隐青城，采药炼丹，得道成仙。

谯定对涪州学派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完成“洛学入蜀”，并凭借其学术地位，奠定了涪州学派的学术基础。

绍圣四年(1097年)十一月，程颐被贬涪州，谯定随同前往，协助程颐于北岩普净禅院撰成《周易程氏传》，得以两度从程颐游学，而深得伊川洛学之精髓。谯定避开当时蜀学与洛学之争，将洛学的精髓传承于后学，直接培养了刘勉之、胡宪、张浚(四川绵竹人)、冯时行(重庆巴县人)、张行成(四川临邛人)等学者，不仅推助了程氏洛学向朱熹闽学的过渡和吕祖谦金华学派、张栻湖湘学派的发展，而且实现了程氏洛学在四川的广泛传播即“洛学入蜀”。

谯定在传承程氏理学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以致蜀人“敬定而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有绘像祀之者，久而不衰。”而谯定造就的庞大学术队伍，又繁衍出众多的学术支派，约为《宋元学案》100个学案中的35个，占三分之一强，故清人王梓材称谯定“固程门一大宗也”。从这些情况看，谯定无疑是涪州学派的实际开创者。

㬊渊对涪州学派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实现“闽学入蜀”，长期执掌北岩书院，成就了涪州学派的巅峰时期。

㬊渊少从李焘游学，而平生好《易》，对于“古今易学靡不研究”。听说朱熹易学“深得羲、文、周、孔之奥”，㬊渊乃于绍熙四年(1193年)夏天“万里往考亭而师”朱熹。当年十二月，朱熹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讲学于长沙岳麓书院，㬊渊也随同前往，侍学左右，前后“越三年，尽得其说以归”。

㬊渊是朱熹晚年最为得意的弟子，正如其同门好友庹正所说：“熹之门人众矣，惟渊从之为最久，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而朱熹对㬊渊的爱重，从朱熹《晦庵集》、《朱子语类》记录的朱熹与门人答疑对话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特别是宋宁宗庆元元年(ll95年) 㬊渊归家后，虽然远隔千里，朱熹仍一如既往地一再过问、指导他的学业，勉励其读书问学，进德自爱，《晦庵集》保留着朱熹晚年写给㬊渊的三封信，关怀之意，期望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㬊渊在返回涪陵的当年，就参加了举试。“适遭权臣以朱熹之学为伪而抑绝之，故虽文理优长而有司不敢取。及朝廷清明，崇尚其学，而渊已衰老，不复从事于科举矣。”因此，㬊渊尽管“禀刚健之资，负盖世之志”，特立独行，力学不缀，终是一介布衣，老于岩穴。

仕途不通的㬊渊，学问却大放异彩。经过坚持不懈的勤学清修，㬊渊形成了自己的易学体系，出任堂长于涪陵北岩书院，传道授业二十余载，直至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去世，最终促成了朱熹学说在四川的传播，即所谓“闽学入蜀”。此时的北岩书院，依白鹿书院规制而建，学风鼎盛，人才济济，成为涪州学派的大本营，与著名的东湖、濂溪、象山等书院并闻于朝野，过往达官显宦、名流学者无不频来瞻吊，可谓盛极一时。

㬊渊的门人，著名的有合州巴川(今重庆市铜梁县)“二阳”——阳枋、阳岊(jié)。阳枋早年师从朱熹门人庹正，后经庹正引荐，赴涪陵北岩书院从㬊渊学《易》，收获良多。㬊渊逝世后，又绍师遗德，以古稀高龄主讲北岩书院，门人弟子甚众，人称大阳先生。枋族侄阳岊，字存瑞，与阳枋为㬊渊同门弟子，著有《存瑞易说》(今佚)，人称小阳先生。“二阳”易说，下传宋元之际的理学名家、宁波人史蒙卿，再传至程端礼、程端学兄弟，发展为浙东理学的静清学派。

谯定、㬊渊，是涪州学派的两大本土灵魂人物，堪称涪州学派的双子星座。当年谯定协助程颐点易的北岩普净院，黄庭坚题名为“钩深堂”。嘉定十年(12I7年)州牧范仲武改建为北岩书院，并特建四贤祠，崇祀程颐、谯定、黄庭坚、尹燉四人。㬊渊逝世后，阳枋主讲北岩书院，让㬊渊从享四贤祠，于是四贤祠变成了五贤祠。五贤祠崇祀的五位贤人，程颐、黄庭坚、尹燉均为外地流寓涪陵者，而谯定、㬊渊则为本地人，足见两位先贤对涪州学派贡献之巨影响之深。

阳枋主持对五贤祠的秋祀，很能反映当时学者对谯定、㬊渊的崇敬之情。《字溪集·涪州北岩秋祀祝文·达微》对谯定赞颂道：“惟公生而好易，闻道实早。审业从程，研极幽眇。见乃谓象，卦爻斯了。出处行藏，渊乎近道。牧唱渔歌，非释非老。宥享斯堂，源流有考。”而《字溪集·涪州北岩秋祀祝文·㬊莲荡》亦对㬊渊大加称颂：“问易考亭，得易涪乡。见知闻知，融明寸方。易由先生而有传，岩因先生而有光。道晦而明，名久而彰。从祀四贤，无愧兹堂。”

谯定、㬊渊对涪州学派的贡献，影响及于后世。谯定、㬊渊讲学的北岩，被涪州人誉为“涪陵教育的发源地”，从此易学成为涪陵重要的传统学术，易学的学者和著述层出不穷。从钩深堂而北岩书院，从清朝到民国的钩深书院，约800年间，北岩始终是涪陵的教育中心，使涪陵成为“科名雀起，人文蔚盛”之地。明清两朝，涪陵出现了400多位朝廷命官，其中考中进士的人数，明朝为川东各县之亚军，清朝为川东各县之冠军。

三、谯定㬊渊与长寿文风

检阅长寿历史，除战国末期诞生了杰出女商人巴寡妇清外，直到宋代之前，约一千二百多年间，长寿不曾产生过文化名人。自谯定、㬊渊出，长寿才开始在文化上崭露头角。因此，作为开风气之先的长寿文化名人，谯定、㬊渊在长寿备受尊崇，对长寿文化的影响既直接又持久。

经过实地考察，长寿当地记载和保留了多处纪念谯定、㬊渊的历史遗迹，足见长寿人对两位先贤的敬慕之情。一是㬊子山。原是谯定、㬊渊讲学之处，后来起名为㬊子山，山上建有纪念祠堂。今祠堂已毁，残断的碑碣和毁损的塑像，掩藏在杂乱的蔓草之中。二是㬊子山碑。明末战乱，长寿文人多外逃避祸，到清初“人莫知有两夫子”，应几位长寿文人的邀请，长寿籍著名学者李开先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撰写了《㬊子山碑记》，勒石于㬊子山，以垂不朽。今原碑已毁，碑文尚存。三是“古洗垢池”石刻。在㬊子山西约一公里的金家坪，有地名叫洗马大田，是谯定、㬊渊沐浴之处，水塘边的淤泥中，至今淹藏着“上古洗垢”四个苍劲古雅的大字，保存十分完好。四是镀金卧牛石雕。发现于㬊子山下的王东庵湾，是当地百姓从㬊子山上抬回来的，雕像憨态十足，栩栩如生，牛背刻着层次分明的莲花宝座。谯定曾经写过诗作《牧牛图》，共分九章，以牛喻道，此镀金卧牛石雕当与谯定有关。五是东山㬊子寺。位于长寿城东黄草山麓但渡场北七里的未名村，相传为㬊渊读书处。殿上曾悬楹联：“公为南宋名儒，无愧枋榆隆祀典;我是执经弟子，忝司木铎到乡邦。”

作为谯定、㬊渊聚居讲学之处，㬊子山早已成为长寿人心中的文化圣地。

㬊子山下，有个李家大湾，是长寿李氏祖先之一李济川元末湖广填川时选定的祖屋。《长寿㬊子山李氏族谱》记载了李济川卜居于此地的缘由：

长寿城西百里为万顺场，场西南六七里，兀立一峰，高可千尺，绿竹依稀，疏树绕寺，宋儒㬊渊、谯定曾讲学于此，故曰㬊子山，为邑中名胜。昔吾济川公由楚入蜀，下马乐温，惟居是卜，夙慕谯㬊，故奠基其麓，窀穸亦在，而子孙因以是为祠址，用资纪念，便祭扫也。

可见，李济川正是因为谯定、㬊渊聚居讲学于㬊子山，才卜居于山下，希望子孙继承文脉，人才辈出。

很久以来，㬊子山上的祠堂，历来一直很旺，当地流行“三月三，朝㬊子山”的民谚，凡正月初一和旧历三月初三上巳节，到㬊子山祭祀朝拜的人很多，往往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人山人海，人们期盼得到谯㬊文脉的泽润，保佑子孙科考顺利，出人头地。

从长寿的历史看，谯定、㬊渊对家乡文化发展的影响不仅时间久远，而且卓有成效。尤其是谯定、㬊渊，皆以擅长易学为最大学术特色，这一学术传统直接影响了长寿的易学风尚。

㬊渊离世五十余年后，长寿诞生了一位经史学者和文章大家贾元，是元朝巴蜀地区最有影响的经史学者和文章大家。最早记载贾元事迹的是明朝杨慎(升庵)的《蜀中人物记》：“贾长卿，名元，号易岩。淹贯经史，以文章名。凡使蜀还者，士大夫相访，必首问：‘得贾长卿文字否?’其为人所敬慕如此。”贾元留传至今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涪陵学宫碑亭记》，也称《文庙御碑亭记》，至正十三年(1353年)涪陵文庙新建碑亭落成时，奉郡守僧嘉闾之命而作。另外一篇《涂山古碑记》，至正十五年(1355年)费着任重庆路总管时，涂山禹庙重修，贾元受费着之请而作。此文堪称有元一代的文章精品，历来受到选家重视，已经收入近年出版的《重庆读本》。杨慎在《全蜀艺文志》中还明确记载，贾元“号易岩，长寿人。易曰：元者，善之长也，其取字号以此”。可见，易学，是贾元的学术专长，与谯㬊易学可谓一脉相承。

贾元有个得意门生，名叫冉聪，是长寿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进士，也是有元一代长寿唯一的进士。冉聪亦以文学称，元至正六年(1346年)撰有《金盘山龙洞记》，收录于历代《长寿县志》。但是，易学，仍然是冉聪的根底之学。

长寿对谯㬊易学的传承，以李氏家族风气为最盛。出生于长寿的近代武侠小说大宗师、著名京剧剧作家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在记实小说《珠还》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李氏祖先，有好几代都精研易理，曾著有《读易辨疑》、《易理探微》、《艮齐释易》、《连山易解》、《归藏易解》等书，不下二十余种。当康雍乾嘉四朝，通易学者，代有传人，一时有易道在蜀之称。怡庵思欲继述祖志，对于易学，很下过一番功夫，极有心得。除夕晚上，偶因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两句成对谈起，说到伏羲一画开天，万事万物之理，皆起于一。苕清本来常把父亲爱读和常加注解的书，连看带读，记在心里，立请以一字命题，作一论说。怡庵只说此题难作，小孩子决说不出个大道理来。谁想苕清当时动手，做到天亮，祭神拜年之后，伏案又作，到了初一夜间，居然做了七千多字一篇文章，先从说文解释一字，然后再由无极而太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到大衍体用相生，中间引证各家易说，差不多把一部易经，融会贯通，都拉扯上去，虽没什么新奇深奥的见解，但是这样难题，居然文理条畅，不蔓不枝，洋洋洒洒，七千余言，却也不是刚交十岁幼童能办的事。

这段文字，是长寿重视易学传统的真实写照。仅仅一个李氏家族，研究易学的著作就达二十多种，而年仅九岁的李寿民(苕清)，一口气写成七千多字的《一字论》，“差不多把一部易经，融会贯通，”可见这个家族对于易学的重视和熟悉，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正是由于像李氏家族这样的文化世家，对谯㬊学术的追慕和传承，带来了明清时期长寿科举的发达，成为长寿人才蔚起的重要标志。据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记载，明清540余年间，长寿文科进士总共52名，占全国51444人的1.01‰，平均每10.46年就出一位进士。其中，明朝进士在当时的四川省115个州县卫中排名第十，在重庆21个州县卫中排名第四，在渝东地区州县卫中排名第一;清朝进士在当时的四川省排名第七，在重庆排名第三，在渝东地区排名第二。52名进士中，诞生了张兰清(雍正)、韩鼎晋(乾隆)、李莒(嘉庆)、汪叙畴(同治)、华宗智(光绪)五名翰林。

不仅如此，一些文化家族开始崭露头角，成为科考大户。在明清两朝的长寿进士中，李姓进士达11人，占五分之一强，大约每50年出一个进士，远远高于他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11名李姓进士，全是凤岭街李家祠堂的子弟。明朝末期，李士震的五个儿子，全中科举，长子李长庚、次子李庚齐，皆中进士，三子李联云为贡士，四子李开先和五子李瑞鹤皆为举人。李士震之弟李士昌之子李芳联，中崇祯辛未科进士。清朝后期，凤岭街李氏“然”字辈的就有李莒(嘉庆辛未科)、李郁然、李彬然、李滋然(光绪己丑科，康有为与梁启超之师)四名进士，其中李郁然、李彬然乃亲兄弟，李彬然即还珠楼主之曾祖父。至于明清两朝的贡士、举人、秀才之类，李姓人家就更多了。

这些长寿走出的进士，有的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印迹。聂贤，是明朝三朝元老，历任工部、刑部、户部三部尚书。韩鼎晋，清嘉庆道光年间，官到户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李彬然，曾任道光年间成都锦江书院(四川大学前身)、重庆东川书院山长。汪叙畴最有影响的事情，是主持慈禧太后40寿辰庆典和60寿辰庆典。李滋然，著名经学家，又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恩师。张宾吾，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四川文史馆馆长。

综上所述，谯定、㬊渊的出现及其在儒学史上的重大影响，标志着长寿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到来。而谯定、㬊渊的道德风范和学术成就，为长寿的文化发展树立了楷模，对后代的长寿人有一种无形的深远影响和激励作用。从元明清迄于近代，长寿之所以文风日炽，人才辈出，不能不以谯定、㬊渊为文脉源头。

2015年10月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