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的长寿智慧

长寿菩提山的名号，既有佛教禅宗文化元素，也有养生长寿文化内涵。如何认知佛教禅宗文化中的养生长寿文化智慧，把佛教文化与养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并彰显长寿菩提山的文化旅游特色，呈现出长寿菩提山的独家风景，是当前长寿菩提山开发建设中的一篇大文章。基于此，有必要了解佛教禅宗文化中的养生长寿智慧。

佛与寿的孪生缘

提出养生长寿文化与佛教禅宗文化有孪生渊源关系，人们可能会大惑不解。在很多人看来，香火日盛的长寿菩提山，是一个纯粹的佛教禅宗文化景区。不过，这个看法并不准确，更不全面。从佛教文化与养生文化的血缘关系上考察，长寿菩提山，既是佛教禅宗文化景区，又是养生长寿文化景区。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把佛教禅宗文化和养生长寿文化整合于菩提山上，有拉郎配之嫌，显得十分生硬和勉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是有职能分工的，即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的学说，主要解决治国平天下;佛家的学说，主要解决人们的心理疾苦;道家的学说，主要解决人们的身体健康。

其实，治心的佛教与治身的道家，就如同人的身与心一样，两者密不可分。印度佛教传中国后，已经不再是原有面目，特别是禅宗的出现，让印度佛教实现了完全的中国化。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自然要包容吸纳中国本土的文化，佛教与道家的融合，乃必然趋势。事实上，中国禅宗从很大程度上，正是印度佛教与中国道家结合的产物。

单就佛教本身而言，把佛教禅宗文化与养生长寿文化，看成是两个互不搭界的文化体系，甚至认为两者互不相融，不只是误解，而且是无知。真正了解佛教的人都有一个共识，佛教禅宗文化与养生长寿文化，是一双孪生兄弟，乃同一血缘，同一卵生。

众所周知，佛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简而言之，是指引人类离苦得乐的言教。佛教引导人们离苦得乐，主要方法有读经、念佛、坐禅等，形成了众多的门派，至少在唐朝就有八宗之说，其中禅宗就有五家七宗之分。但是，万殊一本，万象归一，离苦得乐的方法归根到底就是心灵修炼，让人们扫除世俗尘壤对心灵的垢蔽，认知并回归本有的清净之心，获得智慧的觉悟，重现本有的快乐。

佛教禅宗，注重修心，借助修心而开悟成佛，这个道理稍有佛教常识的人都明白。可是，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相关的重大问题，即心灵的修养，不只是能够帮助人们回归本有的妙明真心而开悟成佛，还能够有效帮助人们获得身心的健康，延长生命的周期，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修心，一因也;开悟与长寿，二果也。这，就是佛教禅宗文化与养生长寿文化的孪生渊源关系。基于此，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关节于养生长寿的真知灼见，实在可以看成是提升中国人生命质量的健康宝典。

自古佛门多寿星

佛教禅宗文化与养生长寿文化的孪生缘分，客观上刺激了佛教养生长寿文化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明证是，自古及今的佛门禅林，寿星云集，尤其寿高百岁以上号称“人瑞”的高僧，可谓比比皆是。

虚云大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佛教禅门泰斗，平生以一衲、一杖、一笠、一钟，行遍天下，参访名山，中兴多个名寺，由自度而度人，广利众生，法德高隆，名满天下。虚云大师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9月，经历了清朝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中华民国，圆寂于建国后的1959年10月，世寿120岁。

妙智法师，是虚云大师的弟子，于上世纪30年代末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于虚云老和尚座下。一生慈悲济世，致力于建寺、印经、雕塑佛像等佛教弘法利生事业和济困、助学、赈灾、助残、收养弃婴、放养野生动物、植树造林等社会公益事业。妙智法师出生于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历12月28日，圆寂于2003年农历1月28日，世寿116岁，有“超世豪人”之誉。

本焕和尚，是虚云大师的又一弟子，为临济宗第四十四世法脉传人，出家80余载，募得善款6亿余元，先后修建寺院10余座。本焕和尚1907年9月21日生于湖北新洲，2012年4月2日圆寂于广东深圳，世寿106岁。

虚云大师与妙智法师、本焕禅师，师徒三人，均享奇寿，在中国养生长寿文化史上，堪称绝世奇观。

可是，在中国佛教禅宗史上，这样的奇观，却是屡见不鲜，早已有之。唐朝中叶著名的赵州从谂禅师，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为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八十高龄的从谂禅师行脚至赵州，驻锡观音院，弘法传禅达40年，僧俗共仰，为丛林模范，人称“赵州古佛”。特别是“吃茶去”的公案，在中国禅宗史上影响极大。赵州和尚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圆寂于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世寿120岁。

在中国佛教史上，唐朝以前年龄超过100岁的著名高僧，除禅宗二祖慧可(107岁)、赵州和尚外，至少还有神秀大师(101岁)、惠秀大和尚(100岁)、志鸿大和尚( 108岁)、定安大和尚( 111岁)等。在近当代，除虚云大师和本焕法师、妙智法师三位师徒外，超过100岁的知名高僧，至少还有印顺长老(100岁)、禅庄法师(101岁)、净严法师(101岁)、印法和尚(108岁)、通永长老(111岁)、寂勤和尚(100岁)、梦参长老(100岁)、乘清法师(102岁)、圣因法师(100岁)、果章大师(100岁)、圆照法师(103岁)、寂昌大师(103岁)、宏成老和尚(104岁)、离欲上人(124岁)等十多人。

佛教医学源远流长

佛门高僧多寿星的现象，固然有多种因素，但佛教医学的发达，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佛教有重视医学的传统，形成为独具特色的佛教医学。从某种意义上看，佛教本身就是一门广义的医学，治疗的就是人们的各种心病。或许，佛法与佛医，就是佛教治理人们身心疾病的两大相辅相成的手段。

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某些文化领域，似乎比中国的起源时间更早。从已知的情况看，释迦牟尼曾经学习过就医方明，应该精通医术。其实，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印度本来就是一个医学发达的国度，佛教医学，就根植于印度医学的丰厚土壤。

大约5000多年前，印度就有了相对成熟和发达的医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学体系，当时的名字叫阿育吠陀(Ayurveda)。在印度梵文里，阿育(Ayus)，指的是生命;吠陀(Veda)，指的是知识或者智慧。阿育吠陀，就是生命的科学。

通过饮食、练习、草药、按摩以及冥想来等方法，来保持人体内三大生命能量的平衡，是阿育吠陀医学的基础。由早期的文献可看出，阿育吠陀的医生对于植物的强力医疗特性具有先知灼见，可说是现代药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们也对体内系统的运作极为了解，甚至有证据指出阿育吠陀医师为患者动过人体手术。阿育吠陀从古到今都同样强调饮食与灵性的重要性。从古到今，阿育吠陀一直在无数印度传统家庭中使用着，犹如中国的中医至今广为流传一样。

阿育吠陀的影响，早已波及南北半球几乎所有的医学系统，因此被誉为“医疗之母”。有证据表明阿育吠陀医学曾丰富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医学体系。通过与印度的海上贸易，埃及人了解了阿育吠陀医学。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使希腊人和罗马人接触到阿育吠陀，因而，“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医疗方法，就可见到阿育吠陀的影子。随着佛教东传，阿育吠陀医学也传播到东方，并对藏医学和传统中医草药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中医学还随处可见佛教医学的存在。

阿育吠陀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和传统中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唐朝的义净法师，曾经通过海路留学印度，回国后所作的《南海寄归传》，有二篇文章专论印度医学。《大藏经》中包含多部佛教医经译文，涉药用动、植物有500余种。除了释迦牟尼精通医学外，印度的很多高僧都是精通医道者，特别是早期到中国来的印度高僧，一般都既能佛法，又兼通医药。中国历代高僧，也不乏佛与医兼通的医者。晚近梁平双桂堂的妙谈大师，就以精通医学闻名。高寿达116岁的虚云大师弟子本焕法师，就精通医学，并且总结出了“三勤、三静、三淡、三乐”的养生之道。

佛教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由来已久，既深且广。三国魏明帝时期，就有印度僧人译出了佛医经典《医方明》。从汉代末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共翻译了佛典1621部4180卷，其中含有大量的佛教医学内容。这些医术理念对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对于中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医学书籍的理论总结和医学家行医治病的实践方面。在理论书籍方面，《诸病源流论》和《千金方》都深受佛学的影响。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流论》，阐述的人类疾病分为404种，与佛教的病理分类大致相同。被中医尊为医圣的孙思邀所著的《千金方》，也曾借鉴了佛教医学的治病方法，比如，他用佛经中提到的耆婆的医疗手法，有效地治疗了许多疑难杂症，并且借鉴了很多佛教医学的急救方法。除了利用药物治疗之外，中医现在仍在使用一些原本为佛医所用的医疗方法，比如修禅、按摩和行针。

修行的养生功效

人类的很多疾病，追根到底，往往都是凡心里的烦恼引进的。按照佛教的观点，这些烦恼产生的主要根源是三毒：贪、嗔、痴。贪，主要是指人被财欲、色欲、饮食欲、名欲、睡眠欲等五种欲望所迷，不能自拔。嗔，就是发怒，就是对自己不喜欢的、讨厌的东西所产生的情绪。佛家甚至将嗔毒看得比贪毒还重，佛经上有“宁起百千贪心，不起一嗔恚”之说，因为，嗔恚是对别人的憎恨，施加在他人身上危害更大。痴，则是指不明事理，不明人生真相，因而颠倒妄想，产生烦恼，故佛经中强调“诸烦恼生，必由痴故。”

对于治“三毒”，通向涅槃之境，原始佛教提出了系列解决办法，归纳为“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就是要明了佛教一切因缘生、一切因缘灭的道理，了解事物的真相，树立正确的见解。正思惟，就是心中不存邪念，远离贪欲、嗔恚、痴念等邪思惟，继而远离痛苦，获得快乐。正语，就是远离妄语、两舌(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恶口(恶语相加，令他人烦恼)、绮语(巧饰言语，取悦于人)等一切虚妄不实的话语。正业，就是要从事光明正大、正当合法的行为，远离一切杀生、邪淫等等恶行，以清净身、口、意三业，远离恶业。正命，就是以正当的途径，谋求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必需品，以维系生命。正精进，就是弃恶扬善，精进修行。正念，就是专心致志地默念善法，想念正道，不在思想行为方面犯错误。正定，就是收摄各种杂念，离开一切妄想，身心归于寂静。究其实质，八正道提倡的是一种正确、正常、健康、有益身心的修行原则。

八正道，后来又归结为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种度济到涅槃彼岸的方法。布施，就是用慈悲心肠对别人施以福利。持戒，就是严守盗、杀、淫、妄、酒等戒律，其中戒淫和戒酒，与养生尤其相关。忍辱，要求忍受一切侮辱和痛苦。精进，就是专心致志，不断进取，绝不半途而废。禅定，坐禅入定，排除杂念。般若，即认识世界真相后解脱一切烦恼后的大智慧大快乐。

六度，简而言之，就是佛教修行的精髓戒、定、慧三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可由戒学统摄。禅定，相当于定学。般若，就是慧学。戒、定、慧，就是对治贪、嗔、痴的良药。

从佛教修行角度看，涅槃的境界，要求人们摆脱烦恼，止息欲望，心神集中又心平气和，这样的状态，其实也就是人的身心健康的理想状态。因此，在佛教徒采用各种方法修行以追求涅槃的过程中，虽然他们的目的在于来世能脱离苦海，往生极乐，但客观他们修行在今世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就是带来了身心的健康。因此，佛教虽然认为生命短暂，但它在宗教修行中凸现出对生命的重视。

其实，佛教的终极目标涅槃，就是一种纯净清凉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就是心的宗教。八正道也好，六度也好，三学也好，都是治心的手段。通过这种有意识的“修心”过程，人的内心世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平和，个人的身心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而这种身心和谐的状态，就是健康长寿的保证。

心药治病的妙用

当今，健身训练、瑜伽功法、按摩理疗、氧吧足浴等养生方法层出不穷，各有所长，对人的身心健康确实不无裨益。然而，现代都市人的疲惫和焦虑感，主要来源于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病症，更多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终需心药医”。假如不从内心的休憩静养出发，而仅仅停留于外在肢体层面的放松和保健，其养生效果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养生之道，首在养心。养生之法，最主要是要卸下人们沉重的心理包袱，将困扰我们内心世界的种种杂念烦恼加以消解，然后才能进一步谈到身体的锻炼和保健。假如内心始终被欲望所占领，为焦虑困惑的阴影所笼罩，那么即使花再多的钱，去健身俱乐部练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

除了八正道、六度、戒定慧等修养之道，客观上带来人们内心的清净之外，中国佛教对心药治心病也有特别的建树。唐朝无际禅师(石头和尚)的《心药方》，就是佛教心药治心病的经典。

无际禅师，即石头希迁(700—790年)，广东端州高要(今广东省高要县)人。早年赴曹溪，投六祖慧能门下受度为沙弥。慧能逝世后，前往吉州青原山静居寺，依止先得曹溪心法的青原行思大师，因机辩敏捷，受到器重，时有“众角虽多，一麟已足”的称誉。不久，希迁往参曹溪门下的另一位宗匠南岳怀让，经过一番锻炼，再回到静居寺。希迁弟子甚多，禅宗五家中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就是石头希迁的法系。当时，石头希迁与另外一位禅门巨匠马祖道一，合称二大士。

针对心病流行，无际禅师曾经写了一篇“致上福上寿”的《心药方》，专治人们的心病：

凡欲齐家、治国、学道、修身，先须服我十味妙药，方可成就。

何名十味?慈悲心一片、好肚肠一条、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骘全用、方便不拘多少。

此药用宽心锅内炒，不要焦，不要燥，去火性三分，于平等盆内研碎。三思为末，六波罗蜜为丸，如菩提子大。

每日进三服，不拘时候，用和气汤送下。果能依此服之，无病不瘥。

切忌言清行浊，利己损人，暗中箭，肚中毒，笑里刀，平地起风波。以上七件，速须戒之。

以前十味，若能全用，可以致上福上寿，成佛作祖。若用其四五味者，亦可灭罪延年，消灾免患。各方俱不用，后悔无所补，虽扁鹊卢医，所谓病在膏肓，亦难疗矣;纵祷天地，祝神明，悉徒然哉。

况此方不误主雇，不费药金，不劳煎煮，何不服之?

偈曰：此方绝妙合天机，不用卢师扁鹊医。普劝善男并信女，急须对治莫狐疑。

这个药方，虽然只有十味药，但味味都是对症下药，都能明心见性。服此药方，就能消除“贪、嗔、痴”三种病毒，就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肌体和一个明净的心灵，就能成为一个拥有好肚肠，常怀慈悲心，多几分柔顺，明一些事理，对人守信用，对朋友讲义礼，对父母孝顺，对师长尊敬，诚信不欺，不损阴德，处处给人方便的君子，就必然有一颗平和的清净心，慈悲的仁爱心，善良的愉悦心，内心深处就能激发出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正能量，从而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素食的健康价值

素食是我国汉传佛教饮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佛教养生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所谓素食，即不食荤腥。其中的荤，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大鱼大肉这些荤菜，而是指葱、蒜、韭菜等五种气味强烈(辛臭)的蔬菜;腥，指一切动物肉。

佛教提倡素食，由来已久，从印度佛教时期已经开始提倡。中国佛教倡导素食，并奠立成为一种必须遵守的制度的，则是梁武帝萧衍，其《断酒肉文》是中国佛教史上关于素食的一篇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第一次以制度的形式，对僧尼不食酒肉作了严格的规定。自此以后，汉传佛教僧尼便有了吃素的规定，出家人必须严格执行，佛教也提倡在家居士吃素。

佛教徒坚持素食，其养生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素食为什么可以养生呢?这需要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容易被人体吸收，丰富的维生素和氨基酸更是人体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认为蔬菜比荤菜更有益健康的观点，正被科学研究所证明。

而现代科学家研究表明，荤菜所带有的高脂肪、高蛋白质、高胆固醇等等的确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不小的危害。而现代人的高发病如糖尿病、肥胖、动脉硬化、高血压、癌症等，也和过多摄入含有高蛋白、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肉类和肉制品有密切关系。

现代科学研究还发现，素食的养生保健作用，很大程度体现在素食的抗病功能上。比如多项研究发现，蕃茄内含的番茄红素( Lycopene)，能够大幅减少患摄护腺癌等癌症的机率，在烹煮的过程中，番茄红素就会自然释放，生食也很好，是最佳的维生素 C来源。

蔬菜的抗病作用近年来得到充分的重视。蔬菜中所含的丰富天然维生素，能分解淀粉和一氧化碳，可以把体内的废物排掉。就人体而言，血液应呈微碱性，血液中富有钙和钾等矿物质。而动物性的食品多半容易使血液变酸性，而植物性的食品大多含有较多的矿物质，所以素食会使血液变微碱性，有助于身体健康。

从佛教的角度看，由于素食的起因和根本目的在于戒除杀心，彻底改变人性中的凶恶残暴，培养人性的慈悲。所以在谴责肉食，提倡素食的时候，佛教常常将之与慈悲的观念联系起来。《大般涅槃经》云：“夫食肉者，断大慈种”。《梵纲经》也说：“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然人能够不杀生，不食肉，保持佛性种子不失，非但凶恶个性变为善良，减少人间互相搏斗，互相残杀的罪行，还能够普渡众生，劝阻杀戮行为的发生，阻止犯罪行为的蔓延，从根本上营造一个和平与和谐的人类社会。

实践证明，佛教徒常年食素，对他们健康是大有裨益的。历代高僧大德中，有不少长寿之人，与他们坚持食素有密切的关系。

德高望重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坚持蔬食长达七十年之久，每日两菜一汤，饭二两左右，有诗云：“不知肉味七十年，虚度自渐已九十;客来问我养生方，无他奉告惟蔬食。”赵朴初居士以 93岁高龄往生，充分说明坚持素食者，必然会达到养生的效果。

当代高僧星云法师认为，“素食有益身体健康，而且可以培养耐力，养成温和的性格。一些吃素食的老和尚，他们每天早起到晚，整天莫不精神奕奕，究竟原因何在?素食最主要的是长养慈悲心，从心灵的净化来减少瞋怒，达到内心的安然、祥和。”看来，心的平静、安详，是养生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坐禅也好，修习止观也好，或是坚持素食也好，一定要首先有一颗安静的心，才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历代高僧大德用他们坚持素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昭示了佛教素食的养生理念，无论是信仰佛教的人，还是不信仰佛教的人，都应该重视他们的经验。

茶禅一味的盛行

中国盛产茶叶，中国佛教与茶更是有着不解之缘。饮茶不违反戒律，又可以消除修行中产生的疲劳而提神醒脑，使人神清气爽，思维清晰，且具有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的保健功效，于是乎，茶逐渐成为佛教徒最钟情的饮料。

北宋后期圆悟克勤禅师提出“茶禅一味”，成为中国禅宗丛林的流行语。茶作为一种饮品，和其味至清至纯，与禅家清净之心十分契合。而茶道与禅道有相通之处，烹茶、饮茶便是在修心养性而参悟禅道乃至保任天机，禅茶一味，洵非虚语。所以饮茶便成为禅宗悟道之机和养生之术。日本禅宗受中国“茶禅一味”的影响，而形成以“和敬清寂”为特征的日本茶道，甚至认为“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这样，汲水拾薪、烧水烹茶、供佛施人、啜饮默坐、插花焚香，皆是习禅修行。

中国的茶文化有一个现象，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茶叶中的很多名品，都是由寺庙培植的，即使有些并非原产于寺院，但要跟寺庙、佛教、僧人相结合之后，才得以名重天下。如太湖的碧螺春，最早产于洞庭山水月院;浙江湖州顾渚山的贡茶紫笋，最早产自吉祥寺;君山银针，产自白鹤寺;龙井茶，产于杭州龙井寺;黄山毛峰，产自云谷寺;大红袍，出自武夷天山观;蒙顶云雾，产于四川蒙山智炬寺;松萝茶，产于徽州松萝庵等。

茶叶能帮助佛教徒集中精神修炼。《神农本草经》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佛教提倡僧人在打坐的间隙饮茶，以休息和提神。比如唐代百丈禅师创《百丈清规》，就规定参禅一炷香后，僧人可以饮茶，稍事休息，称为“打茶”。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晚间参禅，过午不食，饮茶充饥，以助禅道。佛教徒认为，茶具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茶可以提神;吃饱腹胀时，茶能帮助消化，去除油腻;当性欲躁动时候，茶为“不发之药”，具有抑制欲望的作用。唐代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又有“三饮得道”的说法：“一饮涤昏昧，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现代科学也证明，喝茶能使人记忆力变得更加集中和专注，且具有舒缓神经的作用，能够让大脑保持清醒。

茶能帮助佛教徒驱除疾病。唐代陆羽的《茶经》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明代钱椿年的《茶谱》这样总结茶的保健去病功效：“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正因为饮茶能使人少生疾病，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干脆称茶为“万病之药”。

茶中所含的茶多酚，能够极大地有益于人体健康。人体有一种“氧自由基”存在，过量的“氧自由基”诱发了各种致病因子，而茶多酚却能清除过量的“氧自由基”。人们在日常饮食中，往往吃进致癌物质亚硝酸盐，这种成份在人体内会合成亚硝胺，促使细胞癌变，而茶多酚的清除“氧自由基”的作用，却能阻断亚硝胺在体内合成，因此减少癌变的发生。

茶有如此重要的养生保健作用，无怪乎古往今来，高僧大德们大多重视茶、喜欢茶，乃至于嗜好饮茶。由此，茶与中国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中国佛教徒较早就认识到茶的保健、抗病、提神作用，故而提倡僧人饮茶，茶便与佛教珠联璧合，融入佛教的发展和佛教徒的日常生活之中，且成为一种特殊的养生长寿之学。

发人深思的四食观

人的健康长寿，离不开饮食习惯。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哲学体系，对人的食欲以及饮食与修行、传教的关系有着许多独到的研究和规定。释迦牟尼为沙弥说十数法，第一句即“一切众生皆依食住。”这里的住，有生存、安住之义，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必需依食而得生存。

不过，佛教的“食”，并不光指物质形态的饮食，还包括精神领域的饮食，因而将将食从欲望、摄取、执着的角度分为四种，也就是四食。释迦牟尼告诫大众：“有四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也就是说，四食，是佛家的健康长寿之道。

一是段食。指人体由对食物营养及色香味的生理需求而进行的摄取行为，由于饮食有粗细、餐次的不同，因而名为段食。

二是触食。众生以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官能，即通常所说的六根，去接触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即通常所说的六尘，由于根境识结合而生起欲乐、适意的感觉，即为触食。

三是思食。即各种思虑、思考、意欲，使意识活动得以进行，是为思食。

四是识食。与爱欲相应，执着身心为我的潜意识活动，即为识食。

佛教认为，一切有益于人、能令人生起执著、意乐的对象皆可名为食，并将它分为段食、触食、思食、识食四类，同时指出，一切形式的生命无不依食而生存。这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扩大和深化了我国对“食”的认识。

佛教的四食，一个比一个细，后三种食基，本属于精神活动范畴。佛教通过这种划分，将“食”的概念扩展到精神领域，认为一切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的东西都可称为食，它直接增益着有情众生的现前生命，同时关系着未来生命的再创。如《俱舍论疏》卷一说：“寒过日光，即值炎火，热逢树影，并得风凉。有益于人，皆名为食。”《杂阿含经》卷三三说：“若于四食，无贪无喜，无贪无喜故……于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不起。于四食有贪有喜，则有忧悲有尘垢……。”

可见，佛教认为“食”是众生生死症结的根本问题之一，若调适不当则不能与道相应。当年释迦牟尼佛在雪山修苦行六年，有时一日仅食一粟一麦，饿得骨瘦如柴，却始终未能与解脱境界相应。于是放弃苦行，接受牧牛女供养的奶酪，身体得到资益，于菩提树下很快进入禅定境界，终于在腊月初八日晨睹明星而悟道。可见适当的食物和营养对禅修的重要。后世佛教徒为了纪念释迦佛的成道日，每年腊月初八都要熬粥供众，称为“腊八粥”。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四食的提法，改变了我们对饮食的观念。从养生长寿角度看，影响人们健康长寿的“食”，不只是物质的饮食，还包括人的感官所能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等外部世界，包括人们思考牵挂的一切事情，包括个人的潜意识活动。这些东西，都是影响生命周期的“食”。这就提醒人们，要相健康长寿，必须从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控制好“食”的问题。这对人类而言，无疑是极具启发作用的养生观。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